夏冰 ：北大的芳华岁月（上）

（四）文艺队变成北大金字招牌

北大文艺队留下的唯一一张彩色照片，舞蹈队和乐队在西门校友桥前草坪的合影。七十年代前期，彩照在中国还是超级奢侈品。

由于专业艺术家的秘密加持，北大文艺队的水平在“六厂二校”中很快有口皆碑。

 而最辉煌的记忆莫过于《金泉村》（点击观看）被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入《欢度国庆》纪录片，这在六厂二校的文艺队中独一无二，最让北大自豪的是，这象征经过几年的磨砺，北大文艺队的江湖地位不可撼动，完胜了永远的欢喜冤家——“隔壁“的清华大学。

 七十年代的每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北京人的文化活动就是所谓的“游园会”，文艺队必须在游园活动中搭台表演，而新影的“纪录片”并不是现场拍摄，而是事后在颐和园搭台重拍。为了达到电影所需的视觉效果，特别拨款给北大重新制作了全套表演服装，此事不仅让文艺队上下群情振奋，也让主管北大的军宣队颇为得意。

 那时主管文艺队的最高领导，是北大军宣队的第三号人物，人称“老回“，是8341部队的一名军官，外貌酷似《奇袭白虎团》里方荣翔扮演的志愿军团长。老回总是端端正正戴着军帽，无论寒暑冬夏，65式军装的风纪扣都一丝不苟地扣得密密实实，说起话来斩钉截铁，做演出动员的时候也是满嘴”打一场攻坚战““攻克敌军堡垒”之类军事名词。（我一直怀疑他说的敌军堡垒是不是“隔壁“？）

 老回的动员我多听了几次，便觉得好玩，有一次，当他向母亲等一群下属布置任务的时候，我忍不住插嘴说：“回伯伯，你和我爸爸一样，都是大胖墩儿。“ 这无厘头的一句话，让在场除了母亲以外的人都忍不住大笑起来，连工宣队的领导李师傅也跟着开心地笑了。虽说是童言无忌，毕竟对领导不礼貌，回到房间免不了被母亲呵斥，从此我远远看见老回都躲着，生怕他会怪罪我。

 没想到，这句童言竟一下子传遍了整个北大。走在校园里，常有认识或不认识的叔叔阿姨停下脚步，叫我搬演一遍“你和我爸爸一样——“，很长时间，我都被人介绍成”叫老回大胖墩儿的那小孩“，连真名实姓都省了。为什么老回被叫了一次”大胖墩儿“能让这么多人如此开心，我过了很多年才明白。

 按照那个时代的逻辑，把伟大领袖派到北大来的解放军叔叔，跟我那还在干校修地球的老爸相提并论，要多反动有多反动，抓住这个阶级斗争新动向，来个上纲上线，顺便敲打一下不听话的知识分子也是易如反掌，我的确是闯了大祸。但我想不通的是老回的反应，他对“大胖墩儿”这个词似乎并不反感，后来也没有借机给我那教女无方的母亲穿小鞋，满校园拿此事取乐他未必不知道，但的确没有恼羞成怒。多年后我跟母亲谈起此事，感慨老回虽然要身不由己地执行政策，可是本质上还是个有包容之心的正派人。当然无可否认的是文艺队是军宣队手上的王牌，是那个时代北大的一枚金字招牌，对文艺队的人和事，他们有意无意地网开一面。

 文艺队享有的特殊待遇，从北大采购电视机一事便可看出端倪。1973年国产电视机开始实行有限制的内部供应，北大一共采购了两台9寸电视机，一台放在办公楼，另一台特批给劳苦功高的文艺队，放在南阁供大家享用。

 电视机搬进南阁那天，文艺队老老少少欢天喜地挤在一楼大厅看热闹。因为我是其中最小的一个，就被优先安排在第一排。那时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电视，至今我还清清楚楚记得当天的节目是转播访华的日本大相扑表演，那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双方安排的重要的民间交流重头戏之一，连周恩来总理都抱病出席观战。

 然而当时的中国人无法理解日本的传统格斗技，对这种“大胖子打架，谁胖谁赢“的运动根本没有兴趣，尽管看不出门道，大家还是努力地盯着九寸电视的小小荧光屏（跟Ipad某些型号的屏幕大小相似），直到电视里出现”再见“的字样才依依不舍地离去。而我最大的收获，是通过电视屏幕知道，我所认识的两个“大胖墩儿”——我爸和老回，跟相扑力士比起来，不过是两道闪电而已。

文艺队接待来访北大的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的合影

 1974年6月，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第一次访华，到访北大时送的见面礼则把大家雷住了，那是一台日本产的20英寸彩色电视。敢情我们只能做9寸黑白电视的时候，日本人都有彩电了。校方做事还算透明，并没有把彩电留给校领导享用，而是放在哲学楼的阶梯教室，每星期举办数次电视放映会，放映会是卖门票的，一张五分钱。我那喜好探索新鲜事物的母亲第一时间就奔去买票，带我去看彩电，那天的节目是样板戏《沙家浜》，彩色电影我都不知看了多少次，但是从一台电视看到，还是感觉十分新奇。忍不住又嘴欠地问母亲：“等实现了共产主义，是不是咱们每家都有彩电看了？“结果，引起前后观众的一片哄笑。

 同年12月，池田大作会长又一次访华。这一次，中方的邀请单位是北京大学。一年里两次高调访华，总给人一种不同寻常之感。在池田大作回忆录中，他间接地道出了理由，第一次访华时周恩来总理正在接受手术，不能接见外宾，第二次访华，他终于得到周总理的破格接见。而第二次池田访华的过程中，北大文艺队作为邀请方的文艺团体，为创价学会访华团呈现专场演出，在中日外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也应该算是文艺队的辉煌记忆之一。

 在“外事无小事“的中国，一场面向外宾的文艺演出就是”政治任务“。为了最大程度展现对日本贵宾的诚意，除了文艺队的保留节目之外，还请东方歌舞团的编导帮助排练了男子群舞《拉网小调》，母亲则现学了日语歌曲《樱花》。

 七十年代的中国，所有外事活动都有一层神秘色彩，文艺队为迎接创价学会排练，对外并不声张，而是外松内紧。记得文艺队在大饭厅（即八十年代大讲堂、今天的百年纪念讲堂之前身）彩排，通常校内人员可以随便参观，而那次彩排，为了防范企图破坏中日友好的阶级敌人，有不少工作人员站岗清场，当天南阁大门紧锁，我离开幼儿园后无处可去，就到大饭厅找母亲，却被工作人员拒之门外。我饥肠辘辘站在门外，越想越委屈，忍不住哭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来了一个穿军大衣的中年人，问门前的校卫队员：“怎么一个小女孩在这里哭？”我一看，这人大约是个说话算数的，就大着胆子说：“我去后台找我妈，他们不让。”军大衣很和气地问：“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啊？”我报出母亲的姓名，他说，不用哭，我带你去后台找你妈妈。于是我狐假虎威跟在军大衣后面，果然一路畅行无阻。

 军大衣让人把母亲找来，母亲一看军大衣，立即诚惶诚恐地说：“王政委，真不好意思，让这丫头耽误您时间了。”军大衣说了声“没关系”，便离开了。

 不一会儿，后台就有人小声议论：“不是说不让家属到后台来吗？为什么她在这儿？”“哎呀，王政委带进来的，谁敢拦？”

 当时我并不知道“王政委”是谁。彩排开始，我偷偷向台下望去，看见刚才的军大衣端坐在第一排正中，猜想他是比“大胖墩儿”老回更大的官，这场彩排是安排给他审查节目的。

 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王连荣，8341部队副政委，北大军宣队第一号人物，七十年代前期北大革委会主任。今天大约很少有人还记得这个名字了，作为非常时期这个校园里最位高权重的人，不被记得，或许反而是一件好事。我多次听老北大议论说，迟群、谢静宜去了清华，我们运气不算太坏。这句话，在我看来是对王连荣的高度评价。

 呈现给创价学会第二次访华团的演出，不消说是文艺队的集大成。日本客人毫无保留的热烈掌声，让在寒冬里赤足跳舞的舞蹈队小伙子们觉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母亲演唱的《樱花》也受到高度评价。这是母亲最后一次作为文艺队的歌手演唱，在此前几个月，因为外婆病重，母亲已经申请了调动工作，离开她深爱的燕园，去市内的出版社法文部工作。当然，不能说出口的理由是：只要留在北大，就只能继续“放声歌唱”，再也无法继续她的文学事业。

 完满完成党中央交给的“重大政治任务”之后，文艺队的几名主创人员获日方邀请，出席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举办的答谢宴会。

至今我还记得，母亲收到了有池田会长亲笔签名落款的请柬，请柬印在一张雪白的有烫金边框的白色长方形卡纸上，母亲名字后面的称谓不是中国常见的“同志”，而是“女士”这样一个资产阶级色彩十足的词。我于是又提了个傻问题：“创价学会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

母亲也很会避重就轻：“周总理不是接见他们了吗？那他们就是无产阶级的朋友。”

（五）女神亚非

 文艺队的一众女神中，和我最亲密的是亚非。

亚非遗照 （来自网络）

 认识亚非的时候她只有十六岁，她符合七十年代女神的所有标准，两条麻花辫，乌黑明亮的眸子，还有带着稚气的笑容。我说不清亚非算是文艺队哪个分队的队员，因为她既是小合唱的成员，又是舞蹈队的一员，她和吕老师合演过《小放牛》，扮演祖孙俩，有时担任报幕，是整个文艺队独一无二的全能队员，母亲总说，什么事情交给亚非就不必担心了，她一定会给你办好。

 外婆病重后，母亲时常要请假回城内去照顾，因此我常被留在北大，托给亚非照顾。现在想来，那时亚非还不到十八岁，她的父母家也在北京市内，她仍是个需要时而到父母面前撒娇的姑娘，这样让她放弃周末回家的机会照顾一个小孩，现在想来，心中充满歉意。

 母亲不在北大的时候，我跟着亚非生活，她带我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在未名湖边散步，一起去三角地的副食店买零食。在我讲些自己的心事时，亚非总是睁大眼睛专注地听，仿佛我并不是一个比她小十几岁的孩子，而是她的同龄朋友。有时，亚非还会叫我讲个故事给她听，我就把从外公那里听来的故事复述一遍。每天早上她像变戏法一样给我梳出不同的发辫，晚上住在她的女工宿舍里。亚非让我睡她的床铺，在双层床的上层，她则借用别人空出来的床位。那是一个爱整洁又勤快的女孩的床，总是飘着一股香皂和雪花膏混合的香味，那是七十年代女神的体香。其实，每个女孩的童年都需要一个姐姐，而我偏巧只有一个年龄差距很大的胞兄，母亲又是个工作第一的女汉子，亚非的存在，刚好填补了我心底的空缺，让我有了一种被姐姐温柔疼爱照顾的安全感，尽管实际上我和她并无血缘关系。

 母亲从城里回校后，问我跟亚非相处怎样，我说，亚非姐姐很喜欢听故事呢！我给她讲故事的时候，她听得好用心呢！母亲不由得哈哈大笑：“亚非姐姐最爱读书，那些故事她肯定知道的，认真听你讲故事是陪你玩，哄你开心！”

 爱读书的亚非那时也在文艺队跟随姚学吾老师学英语，有一次还遭到了某阶级斗争观念特强的工宣队师傅的警告，但是外表温润如玉的亚非并没有屈服。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她在中国有史以来竞争最激烈的高考中胜出，考入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不仅亚非，文艺队特有的学习气氛熏陶下默默刻苦自学的好几名队员，都在恢复高考初期考上了大学。

 八十年代初，母亲参加一次外国文学学会后告诉我，她遇到亚非了，亚非从北航毕业后又考入社科院研究生院深造，专攻英美文学，与母亲成了学界同行。不久，亚非远赴大洋彼岸留学，先是陆续听到她在美国定居、任教，后来，在尚无互联网的时代，渐渐地失去了联系 。

 互联网普及后，我在网上又得到一些亚非的消息，她以雅非、晚霞、哑姐的笔名在北美中文网写作，成了北美华社的诗人、作家。正当我感到重逢的日子不会久远的2009年11月，北美文心社的讣告飞进我的邮箱：作家亚非因胰腺癌晚期医治无效，于美国罗德岛逝世，享年五十四岁。

 很多天，我不敢也不愿相信这是真的，直到看到亚非的遗照。照片中成年后的亚非，虽然剪了短发，眸子依然是乌黑清澈，和她永远留在我心底的十七岁姐姐别无二致。已经过去三十多年的往事，从记忆的闸门奔涌而出，每一个场景都清晰可辨，她的舞姿、她的歌声、她的梳齿轻柔地穿过我的头发的感觉，还有她的床上散发的香气，都在心坎上触发失去至亲的剧痛。

从此，我刻骨铭心地记住一句话：跟善待过自己的人说谢谢，一定要趁早。

（六）十五年后的回归

 母亲离开北大的一年半后，四人帮倒台，军宣队、工宣队撤出北大，作为军宣队治校产物的文艺队随之宣布解散。

2006年6月文艺队聚会的合影。第二排左起第五人资民筠，第六人我母亲夏玟，第七人朱梅湘

 文艺队解散后的四十多年里，母亲和过去的同事们仍然定期聚会，聚会的频度超过了她和大学同班同学。1998年百年校庆，母亲与文艺队时代的好友们发起北大教授合唱团，作为合唱团的一员回到北大的舞台。

北大教授合唱团1998年5月在办公楼礼堂的首秀

无论产生文艺队的时代背景有多少争议，没人怀疑，这是一个不美时代里偶然产生的特区，它保留了许许多多让人缅怀的记忆。只不过，除了文艺队的老人，这段北大历史上的特殊篇章已不再被人提起，以致不为人知，几乎要流失在岁月的河流中。

最令人惋惜的是马希文、资民筠、汪景寿几位老师已经先后作古，他们的原创手稿了无踪迹。至今我还能弹出《金泉村》的主旋律，在熟稔的乐曲声里，向远行的前辈，献上我的心祭。经过四十年风雨，依然觉得，它绝不逊色同时代的任何创作，尽管这些作品因不得已的原因打上了时代烙印，但是它们的艺术水准足够北大人珍惜和骄傲，尤其是，它们蕴藏了知识精英在非常时期的一种坚持，多少年来，我们谈论那个时代，总是热衷于谈论“以死抗争”，然而人类历史上的更悲壮的英雄主义，乃是以生抗争。

对我这个当年幼儿园小朋友来说，在全国八亿人民只能看八个样板戏的时代，生活在文艺队这个群体里，受到那个时代难得的艺术熏陶，是一种幸运。

 1986年9月，我考入北大，成了父母的校友，家族与燕园的缘分，再次获得了延续。无巧不成书，母亲送我上学的第一天，在外文楼前第一个不期而遇的人，就是曾经拿着道具手枪把我吓哭的那个“卖木梳的”吕老师。

 这年的新生文艺汇演，地点在办公楼礼堂，也就是十五年前我与母亲久别重逢，因她的一脸吓人的舞台妆不欢而散的地方。演出那天，母亲特意从市中心的家赶到北大来为我助阵，也是为了亲眼见证我如何在这个她无数次独唱过的舞台上，呈现在北大的第一次琵琶独奏。

 人生就是这样奇妙。有的场景只出现一次，而有的场景会反复出现，见证着人与岁月的变迁。十五年间，我和母亲从不熟，变成无话不谈的母女，最终我们的人生都和同一间大学联系到了一起。办公楼礼堂就是我的人生见证之地。

 新生汇演结束几天后，我接到了北大艺术团民乐队的录取通知，我在电话里告诉母亲这个消息时，听到了她开心的笑声。

老文青的接力棒，算是正式传到我手上了。

（全文完） 

（承蒙冯孙齐教授提供照片，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