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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夏冰 :北大的芳华岁月(上)

母亲告诉我,今年北大120周年校庆,“文艺队的老人要办个盛大聚会,真可惜你不能参加”。

 “文艺队”是母亲夏玟(笔名艾珉)二十年北大生涯中的关键词,也因此成了我童年的关键词。它是1971-1976年间北大的校级文艺团体,只不过它与之前和之后的校艺术团那种学生社团有着极大的不同,它是一个专业单位,成员既有教师,也有学生和校办厂职工。1970年北大恢复招收工农兵学员以后,当时掌管北大的军宣队着手按部队文工团的模式组建校级文工团,于是当时还在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的所谓教师中的“文艺骨干”,被抽调成立文艺队。由于当时专业文艺团体都被下放,所谓六厂二校(指8341部队军宣队和首都工宣队掌控的八个单位=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文工团成了首都文艺舞台的明星。

 (一)”我妈是唱歌的”

 据母亲说,文革前她在北大西语系法语专业读书、任教时并不算个积极的文艺青年,反而是到了干校的艰苦环境,娱乐生活匮乏,那些有文艺细胞的五七战士(对下放干部的尊称)纷纷展露才艺,她才加入了大田歌手的行列。由于一条天生的好嗓子,渐渐成了鲤鱼洲知名度最高的歌星。

 不过母亲最津津乐道的干校经历不是唱歌,而是唱京剧。外语系组成的九连演出京剧《智取威虎山》片段《深山问苦》。潘金生(日语教授=括号内为文革后的职称,下同)演杨子荣,母亲演小常宝,吕学德(阿拉伯语教授)演常猎户,我那跟着北大附中一起下放干校的胞兄,也在剧中跑龙套扮演杨子荣率领下的解放军战士。那是母亲和哥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母子同台演出,至今每次提起,她都是满脸的幸福。

 虽然只是个业余文化活动,服装布景却是群策群力规划得有板有眼,例如猎户家墙上挂的各种兽皮,便是五七战士们从自己的行囊中拿出的皮货,还有人用黑毛线为“小常宝”做了一条看起来颇为逼真的辫子,没想到,演出时“小常宝”唱“八年前,风雪夜“的时候,入戏太深,甩辫子用力过猛,辫子几乎要掉下来,眼看要穿帮。演常猎户的吕学德到底是舞台经验丰富,急中生智,一边按照剧情摸着“女儿”的头,唱着安慰“女儿”的唱段,一边不动声色地把辫子绑了回去。

 样板戏的演出不仅受到五七战士们的好评,而且让主管北大的军宣队看出,“池浅王八多”的北大,文艺人才也挺多。于是,组建北大文艺队的时候,干校的文艺活动骨干便先被点了名。

 外公外婆收到母亲通报要回京汇报演出的信,喜不自胜。我出生后不久, 父母先后被下放到江西的不同干校,父亲在进贤,母亲在鲤鱼洲,两地相隔数百公里。我先是寄养在图书馆系一名馆员家中,后是由外公外婆照顾,对父母的存在几乎没有什么概念。看到二老欣喜的样子,甚至感到十分错愕。

 

大约是我三岁那年,母亲从干校回京探亲的合影,我已经完全不记得此事了

母亲回京后并没有马上回家,而是留在学校准备汇报演出。那时的北大在军宣队的领导下实行军队式的管理,干校宣传队回总校,也要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我军优良传统,小布尔乔亚的儿女情长是一定要克服的。为了让我早些见到母亲,或者说是让母亲尽早见到我,二姨和表哥决定带我去北大”看妈妈唱歌“。

 那是我记事后第一次踏上从北京市内到北大的路,先是搭无轨电车到动物园,然后换乘拥挤不堪的32路(后来改成332)巴士,车一过白石桥,道路变窄了,两旁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因为只有一个机动车线,巴士要时不时地和川流不息的马车抢道。而沿路地名不是魏公村就是黄庄、中关村,我以为已经出了北京城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

 一路颠簸,终于到了北大西校门。汇报演出在西校门内的办公楼礼堂举行,我们迟到了,台上正在演着小品《一根扁担》,演小品的是东语系的张保胜(梵文巴利文教授)和仲跻昆(阿拉伯语教授),但是我当时太疲累,又不能理解小品深奥的思想内容,只坐了十几分钟就大闹着要回家,连妈妈的歌也不想听。

 二姨无可奈何,只好在演出进行期间把我带到后台,让妈妈看孩子一眼。对于一个从来没接触过文艺演出的小孩来讲,后台真是十分恐怖的地方。走来走去的都是化着夸张的舞台妆的演员,他们的妆容把我吓呆了,还没缓过神的时候,一个同样带着恐怖妆容、穿着五七战士黄军装的女人飞奔过来,一把将我抱起,咧开鲜红的嘴唇,露出一口瘆人的白牙,大约是在开心地笑着。二姨在旁提醒说:“妈妈来了,快叫妈妈!叫妈妈!”

 我完全不能认同这个面目狰狞的大红脸是自己的母亲,不由得放声大哭,因为哭声太响亮,大家都怕影响到台前的演出,让台下的军宣队领导不悦,二姨只好匆匆忙忙把我带出了办公楼礼堂。我记事后第一次走进北大校园、第一次母女重逢,就是在我的嚎啕大哭里仓促收场。

 经过将近两年“晒一身黑皮、炼一颗红心”的下放生活,能回到总校,应该说是一件幸事。但是给母亲的工作安排,并不是如她所愿回去教法国文学,而是从西语系调到文艺队做歌唱演员。现在想来也未必是件坏事,就算回到讲台,在那个时代除了讲鲍狄埃和巴黎公社诗歌,还能做什么呢?

 母亲回京后半年,哥哥也随同北大附中以及其他北大教职员一起从鲤鱼洲撤回北京, 父亲还在进贤干校继续改造。由于外婆身体欠佳,母亲决定把我和哥哥带到北大的宿舍一起生活。

 那年我四岁,一个自幼和母亲不熟的孩子,终于有了和母亲共处的时间。

 然而,有个会唱歌又据说唱的不错的母亲,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

 独唱歌手在校园里有着极高的知名度和莫名奇妙的好人缘,哪怕是从宿舍到食堂的几百米路途中,都会遇到粉丝打招呼,一开始还以为都是熟人,后来母亲才告诉我,她根本不认识人家,只是人家很热络地跟她聊起来,也只好装作认识的样子。途中遇到几个这样的粉丝,至少要耽误半个小时,等到了食堂的时候好菜都买完了,只剩下我最不爱吃的清水煮茄子(美其名曰红烧茄子),所以我开始拒绝和母亲一起出门,尤其是去食堂,每次都害得我饿肚子。

 相信“龙生龙凤生凤”的北大人太多,很多人一见我就说“你一定也很会唱歌”,包括大学附属幼儿园的老师,一厢情愿叫我做大合唱的领唱。但是我的歌唱水平,用最好听的词形容,也就是“不跑调”而已,离当众表演的水平都差得远,老师失望之余,就会嘟囔一声:“你跟你妈一点都不像!”母亲身上那些卓越的天赋,不仅是唱歌,还有毫不费力地发出漂亮的法语小舌音的语言能力,在我身上连影子都没有。有一个因唱歌出名的母亲,对一个不擅长唱歌的孩子,真是压力山大。

 最让我感到失望的还是作为一个准专业文艺团体的成员,母亲常常早出晚归地排练演出,节假日是其他家庭的父母与孩子团聚的日子,而那些日子笃定是母亲演出的时间,比平日更加忙碌。我常常暗想,妈妈不会唱歌的话会有多好。

 

(二)我成了南阁居民

 

南阁(网络图片)我住过的房间在面朝静园的二楼东南角

 

南阁和北阁这对“双胞胎”一直有一种神秘色彩。它们楼高只有两层,形体四四方方,确实是按照中国古建筑的“阁”的格局修建的。流传已久的传说, 是燕京大学创校校长司徒雷登的两个女儿曾经分别居住在两个阁楼中,方圆几十米以内男士不得进入。其实,了解司徒雷登生平的人都知道,司徒雷登根本没有女儿,只有一个养子,而司徒先生一生勤俭、两袖清风,为教育奉献一切,哪里会侵占校产为自己的女儿谋私利?这个传说不仅毫不美丽浪漫,而且有抹黑先人之嫌,早该正本清源,不要再以讹传讹。

 南阁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用作大学的办公室,有过居民的历史大约只有文革期间。而我幸运而偶然地住进了子虚乌有的“司徒雷登女儿闺房”,是因为军宣队将南阁拨给文艺队作为排练和办公场地。

 离开西语系以后,连原本分给母亲的教员宿舍也被收回。校方另外在南阁二楼给了母亲一间宿舍,我和哥哥也就阴差阳错成了南阁的居民。但是这个东南角的房间十分狭窄,只够我和母亲两个人住,哥哥就和舞蹈队的几个男孩同住西北角的另一个房间。

整个二楼,除了几个房间作为宿舍和办公室,还有储藏乐器和服装道具的仓库。母亲有空的时候,便会把我带到乐器仓库去,连玩带记,不久我就记住了交响乐队和民乐队全部乐器的名字,很快,对乐器的兴趣超过了对唱歌的兴趣,最终,我和音乐的亲密接触还是从学乐器开始了。

 南阁的建筑在我眼里是奇特的。从外观上看,它是一座典型的中国宫廷建筑,而内部完全是西式的格局。印象最深的是它的卫生间特别宽敞,靠窗的地方还有一个造型优美的大浴缸,一望而知就是“解放前”的制品,是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享用的。显然,解放后就没人用过,也不会有人敢用,所以沾满了灰尘,可怜巴巴地闲置在那里。

 入住南阁的最初一段时间,对我这个在外公外婆身边长大的人,实在是水深火热。在他们身边我可以随心所欲睡到日上三竿,但当时北大按照军营作息时间,早晨五点,高音喇叭便传出“哒哒滴哒,滴滴哒哒”的起床号声,每当这时,母亲叫我不必理会,继续睡觉。好不容易睡着,六点钟,高分贝播出的《东方红》震耳欲聋,然后是一个激昂的女声(声线和气势神似今天朝鲜电视台的女一号李春姬)宣布“新北大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这下倦意全无,整个白天我都感到困倦不适,在幼儿园里一直睡意昏沉。晚上,母亲总是催我早早入睡,可是刚睡着,熄灯号又嘹亮地吹响了。

 除了这些不适,生活在燕园还是有很多乐趣(野趣)。南北阁和俄文楼之间的静园,是北大最漂亮的地方。可是七十年代前期那里并不是今天的草坪,而是种满苹果树,以示与工农相结合,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春天,白色的苹果花绽放,清香满园。我的娱乐活动之一就是时常隔着南阁二楼房间的窗户,望着风景发呆。有时我会独自跑到未名湖边的小山,在草丛中捉虫玩,或者坐在树下听各种蝉鸣。

 不上幼儿园的日子,南阁就是我的游乐场。

四岁那年摄于北大校园,穿的连衣裙是母亲亲手裁剪缝制的

南阁一楼的大厅,改建成了舞蹈排练厅,一整面墙是明亮的镜子。春日的午后,阳光透过木雕花窗,将窗影和树影投射到木地板上,穿着紧身练功服的舞蹈队姐姐们随着民筠老师的钢琴声翩翩起舞,我看到入神,心中暗暗羡慕姐姐们曼妙的舞姿,梦想长大以后也要成为他们的一员。

 记得有一次她们排练朝鲜族舞蹈《友谊菜》,舞蹈中有大段顶着泡菜坛起舞的动作,刚开始练的时候做道具的泡菜坛一次次掉在地上,有的人沮丧地流下眼泪。但最终到了演出时,她们顶坛起舞,分毫不差,仿佛天生就是朝鲜姑娘。我于是回到房间也拿了个木碗顶在头上模仿,结果木碗掉到地上摔出裂纹,被母亲狠狠训了一顿。

 

《友谊菜》中的顶坛起舞。领舞曹恩慧在恢复高考制度后考入北大研究生院法律系

还有一次,我闯进了另一个排练室,那里正在彩排《红灯记》片段,演“卖木梳的”敌伪汉奸的,就是文艺队第一反派戏骨吕学德老师。他穿着黑色戏装,手拿一把驳壳枪(当时我以为是真枪),看见我就装出“卖木梳人”的凶相,用枪指着我,大喝两声“duang!duang!”,我立刻吓得落荒而逃,从此再也不敢进排练《红灯记》的房间。后来很多年,我都不敢跟吕老师说话,一直以为他就是那个卖木梳的汉奸本人。

 文艺队外出表演的时候,整个南阁只剩下我一个人。母亲怕我出危险,干脆让工作人员把大门锁起来(现在想想这安全隐患其实更大)。不能到未名湖边玩,又没有排练可看,只能找书架上有图画的书来打发时间。那时南阁的书架上有图画的书只有两本,《红灯记》和《沙家浜》的整套剧本和舞美、服装制作图。因为两个戏已经看了无数遍,剧情戏词几乎记得滚瓜溜熟,所以连猜带蒙,竟然认下剧本上所有的字。接着就去研究编导提示,最后实在无事可做,连如何制作服装道具、演出时如何调度演员及后台也研究了一遍。本来这类戏考是为了方便没有经验的地方业余剧团排戏,结果意外地成了一个幼儿园大班孩子的识字读物,并成了我的戏剧启蒙教材。小学时代,跟同班同学组织演戏(当然不是样板戏而是童话剧),从那两本样板戏的书里踅来的点子竟派上了用场。

 

 (三)南阁是一个绿洲

 南阁由于文艺队的进驻,整日弦歌不辍,在这样一个古风盎然的建筑里,聚集了当时北大最文艺的中青年,成了不美的时代里的一道美景。

 舞蹈队长冯孙齐(物理系教授)那时才过而立之年,是一位上海大帅哥。但是在大多数舞蹈节目里他都扮演老头(角色设定都是老贫农),自从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赶出舞台以后,舞台上出现的男女共舞都需要慎重斟酌一番,男一号设计成老贫农大概是最安全的做法。冯老师跳的老贫农总是风度翩翩,气场十足。

 

《友谊菜》中,冯孙齐老师扮演朝鲜族老贫农(中戴帽者)

《金泉村》剧照,冯老师扮演的是大凉山的彝族老贫农

乐队指挥马希文(数学系、计算机系教授),文艺队人称“大马”,武术家马礼堂的长子,是十五岁戴着红领巾上大学的数理天才,五十年代北大的传奇人物之一,学生时代业余爱好就是玩音乐,这种玩,不是当草坪歌手,而是组建一支学生交响乐团,演奏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马老师有一个比普通人大出至少一倍半的额头,脑容量的即视感极强。他不仅是乐队指挥,也是文艺队大多数舞蹈节目、一部分原创歌曲的作曲和配器者。文艺队的舞蹈节目常用少数民族舞的素材,而马老师的作曲,也具有同样的少数民族音乐的元素。在南阁的时候,马老师有时在他二楼的办公室作曲,但有时就不见人影,母亲悄悄告诉我,去对面北阁机房了。我对“机房”完全没有概念,只知道是十分高深的地方。文革结束后,北大组建计算机系,马老师成了第一代元老,据说,他在计算语言学方面的原始积累,都是南阁时代秘密研究的产物。

 键盘乐首席资民筠(地球物理系副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科幻作家)是民国金融家资耀华先生的千金,以高考状元的身份考入北大地球物理系,是一名响当当的女学霸。民筠老师和大姐资中筠、二姐资华筠自幼学习外语、国学、钢琴和芭蕾,文理皆优,是闻名遐迩的燕园大才女。她梳一头利落的齐耳短发,戴一副白色镜框的高度近视镜,讲起话来不徐不疾,至今我依然记得她那温柔醇厚的女中音。南阁的排练厅里几乎整日鸣响民筠老师如行云流水般的钢琴演奏,她不仅弹得一手好钢琴,还会演奏手风琴和古筝。最神奇的是,文艺队要求每名队员会中西各一种乐器,以便实现一队人马、两套乐器(民乐和西乐)之后,她临时学会了古筝,而且达到了演奏水平。民筠老师还担当了原创舞蹈和歌曲的作词。

 曲艺主创汪景寿(中文系教授)是中文系的“另类”教授,有一张宽阔的国字脸,嗓音洪亮得一开始让我误以为他是唱花脸的京剧演员。在以研究“阳春白雪”为主流的中文系,汪老师独独钟爱相声、快板、大鼓书等民间曲艺,尤其以相声研究著称,侯宝林先生的相声艺术就是经过汪老师的提炼,形成能够传世的理论。不用说,文艺队演出的相声、小品、京东大鼓、快板,都是汪老师的手笔,他还是现场演出的舞台监督。

 声乐组除了我母亲,还有朱梅湘(地质地理系教授)、姚学吾(纽约大学教授),乐队的赵荣恒(德语系教授)、陈东(艺术教研室教授)、龚镇雄(物理系教授),都是五六十年代北大最夯的一批文青。

 作为非专业文艺团体,文艺队的培训却是专业级的。

 声乐的训练,老师是中央乐团的独唱演员张乃文,曲艺方面,唱京韵大鼓的冯金枝是到曲艺大师骆玉笙(八十年代名噪一时的电视剧《四世同堂》主题曲演唱者)家里一对一上课。乐队则是全体拉到新影乐团,由乐团的演奏家一对一指导。

 舞蹈队的基本功训练,从中央芭蕾舞团的干校请来了主演程华、林安梅,民族舞则因为民筠老师的关系,请来了她的二姐、中央歌舞团舞蹈家资华筠(民族舞经典《飞天》和《孔雀舞》的首演者)。华筠老师来北大教舞的时候,又带来了自己的同事——编舞家张宜秋(张大千先生的女儿)、舞蹈家田龙、姚珠珠,北大文艺队最精彩的几个舞蹈节目,《金泉村出了第一个大学生》(简称《金泉村》)、《友谊菜》、《刀舞》、《剑舞》、《弓舞》背后都是这些国宝级艺术家的匿名奉献。

《金泉村》在第二体育馆彩排

 这样高大上的培训条件,现在想起来简直是匪夷所思。放在今天花钱都请不来的艺术家,不收分文、倒贴车费,高高兴兴地“屈尊”指导业余演员,丝毫不感到委屈,相反因为能名正言顺地“搞点业务”发自内心地欣慰、自豪。几年后,我不止一次听到华筠老师对我母亲说,在北大指导文艺队是她远离舞台的日子里最美好的回忆。 这样的奇事,大概只能发生在那个专业和业余地位颠倒的特殊年代。

 为演好某个节目下基层体验生活,本来也是专业文艺团体的专利。文艺队也仿照专业团体的做法,为了跳好《金泉村》,远赴四川大凉山的彝族聚居地区,跟彝族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为了演好《友谊菜》,便整队去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体验朝鲜族乡民的生活,还请了当地朝鲜族舞蹈家亲自传授朝鲜舞的技巧。业余团体专业管理,为一个几分钟的舞蹈节目(不是舞剧!)大费周章,恐怕今天就是一般的专业团体,也未必有这样的手笔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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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冰 夏冰

生于北洋,学于东洋,
居于南洋,趣在西洋。
曾经的国际媒体人,
永远的波希米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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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 耿义生为早到20秒道歉,真是一桩美谈吗? 2017-11-21

    从细微之处条分缕析,始终贯穿深刻的人性关怀,而不以唬人的说教,也不以口号或表面所谓正能量为社会新闻评判标准,正是昨天、今天、明天的国人所缺乏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