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母亲接下编辑出版《巴尔扎克全集》（以下称《巴全》）中文版的重任，从1984年《巴全》第一卷问世，到1998年第三十卷付梓，十五年间，这个早已作古的胖大叔，主宰了我们家的呼吸视听。俗话“三句话不离本行”，母亲就是这句话的真人秀。就连与我闲聊，也不时蹦出几句“巴尔扎克说过”，我的发小段钢有一次与我们同搭一辆车，至今他还记得母亲如何谈论巴尔扎克时代的法国幼儿园，感慨一个编辑钟情于自己的工作会达到何种地步。而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此事，因为此类发言是每天的家常便饭，甚至使我产生了一种厌烦和妒意，觉得在母亲心目中胖大叔好像比我更重要，于是不客气地称其为“老巴”，母亲并没有生气，而是很开心地跟着我一起叫“老巴”，渐渐的，《巴全》圈子里翻译家们也以“老巴”来称呼大文豪了。

 

颜仲作《巴尔扎克肖像》在我家墙上已经挂了三十多年，是我家的“家庭成员”

 

老巴对我家的影响当然不只是语言。有一次母亲去上海出差，买回一个蒸馏咖啡用的滤壶，那时国人还没有喝咖啡的习惯，连速溶咖啡都没有普及，何况是咖啡豆煮出的滤泡咖啡。母亲告诉我，当年老巴写作时就是用这样的壶泡咖啡。后来她还真的委托出国的朋友帮她买咖啡豆回来，从那时起，我开始跟着母亲模仿“老巴”学喝滤泡咖啡。在我看来是学习小资的生活方式，而母亲却要靠着老巴式的咖啡来完成她的使命。

 

1980到90年代，即使是“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办公楼）这样的出版旗舰，仍然和几十年前一样用着稿纸和红笔，没有电脑编辑和排版， 用现在的眼光看，跟刀耕火种无异。今天用数秒时间就能完成的统一人名译名这样的技术性工作，那时完全要靠编辑睁大双眼去做。因为经常要彻夜改稿，为防半夜风寒，母亲自己裁剪缝制了一件又宽又厚的睡袍，睡袍的样子看上去有些怪异，后来我在一本画册上看到罗丹的《巴尔扎克》，才察觉那是山寨了雕塑上“老巴”那件睡袍的式样，待到全集出齐的时候，袖管已经千疮百孔。

 

母亲模仿罗丹雕塑给自己做了一件大睡袍，待到全集出齐的时候袖管已经磨到千疮百孔

 

《巴全》第一卷出版之际，负责装帧设计的张守义先生请来黑白木刻大师颜仲创作巴尔扎克像，作品完成后，颜仲先生特意亲手印了一幅送给母亲做纪念，从此老巴的肖像就占领了家中书房最显赫的位置，而我因老巴占用了母亲的注意力感到受了忽视时，就朝墙上的老巴挥挥拳头，甚至暗想母亲是不是爱上了这个其貌不扬但是会码字的大胖子？如果是那样我应该跟这个胖子决斗！

 

母亲还有一条“规矩”，就是亲自上门给翻译家们送稿和取稿，尽量不让他们跑腿，说这是“老文学的作风”。因此“老文学”的编辑工作既是脑力劳动，又是体力劳动。她上下班总是用一个大行李袋装满书稿，然后用行李绳捆在自行车的行李架上，我把这种通勤方式称作“跑单帮”，说她虽贵为“编辑老爷”，出入却像“陈奂生上城”（典故来自高晓声的小说）。

 

有一次母亲到资中筠先生家送稿，两人除了切磋翻译，又海阔天空聊得忘记了时间。母亲告辞时已是深夜，社科院宿舍楼下的存车处早已锁门，母亲不愿给资先生一家添麻烦，便扛着稿子从前门大街的社科院宿舍步行走回复兴门外的家。那时普通国人家中无座机，手中无手机，我见母亲深夜不归，不知发生了什么意外，又无从联络，吓得坐立不安，不敢入睡，想到母亲之所以如此忙碌操劳，都是“老巴”害的，就朝墙上的老巴像射去仇恨的眼光。直等到深夜将近两点，母亲才气喘吁吁地扛着书稿回到家。

 

我在北大求学的四年里，为家住北大附近的翻译家们取稿送稿的杂务，自然而然交给了我。“四人帮”倒台后，北大西语系又曾诚邀母亲回返任教，然而人文社老出版家蒋路先生以解决书荒刻不容缓的使命挽留母亲，母亲犹豫再三，最终打消了回北大执教的念头。我为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尤其是上大学以后，看到其他熟识的北大教职员子弟可以就近每天回家，而我却每周才能回一次，而且还要搬运小山一样的书稿，难免怨怪母亲做了个愚不可及的决定，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我。

 

和母亲同辈的张冠尧、王文融、袁树仁几位教授总是很体谅地把书稿送到我的宿舍，但是母亲一再嘱咐我，徐继曾教授是她的恩师、长辈，必须到徐宅去取送稿，而且反复叮咛要避开午睡时间，不要打扰徐先生休息。本来星期六上午我上完课就可以回城里的家，结果因为母亲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要等到下午四点取完稿才能回城。而且，因为运送书稿的缘故，我也变成了“跑单帮”的“陈奂生”，除了一大包书稿，还有积攒了一星期的脏衣服，行李多挤不上公交车，只好不分寒暑冬夏骑着自行车往返。因为要及时将书稿送回家，也就错过了不少诸如舞会、郊游之类活动，对老巴的怨恨因此又进一步。

 

编辑《巴全》的那段时间，一贯对厨艺不甚热心的母亲，忽然钻研起烹饪来。起初以为是为了哄我高兴，后来才悟出来，她是为了招待翻译家们在家里吃饭。虽然主持着号称中文世界最庞大的全集出版计划，母亲手上却没有经费，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薪水养家糊口都十分不易，哪里有余钱在外宴客？为了老巴，只能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有一次母亲在某个饭局上吃到一道名为“芙蓉鸡片”的菜，向女主人讨来食谱，就开始在家试验。芙蓉鸡片主要原料倒是简单，鸡肉茸加蛋清，要做得有型却不易，不记得母亲做砸了多少次才摸索到“色香味俱全”的窍门，失败的成品当然是由我这个人肉垃圾桶来处理，以致三十多年过去，我一看见芙蓉鸡片就不由自主地反胃。

 

母亲自学成才颇有成效，到春节时做出满满一大桌十几道菜，确实不输给北京任何一个中档餐厅，而想到做菜的人是个大半辈子都不想为家务多费一分钟的人，那简直是人间奇迹了。《巴全》的编辑工作开张后，每年春节母亲必抽出一天来请编校组的教授们到家中聚餐，而十几道菜的准备是从年前开始的，我作为帮手，从采买和处理食材，到聚餐过后的洗洗涮涮，大约要跟着忙一个星期，错过了跟同学朋友的聚会，心里怨气冲天。那时我并不知道来聚餐的，堪称中国法语翻译界的“天团”：张冠尧、袁树仁、王文融、罗新璋、黄晋凯、施康强……而教授们凑在一起谈老巴的翻译，是我不感兴趣的话题，何况经常冒出我听不懂的法语，母亲的请客在我心里成了受罪的代名词，责任当然还是要“老巴”来负。

 

母亲的“工作内容”里还有一项，是给素不相识的读者代买书籍。上个世纪没有电商平台，休说是边远地区，就是大城市读者想买心仪的书也并非易事。母亲经常收到读者请求编辑帮忙买书寄书的信，总是来者不拒，在工作间隙采买、打包、邮寄，而读者写来读书心得或是请教问题，母亲也不厌其烦给他们写回信，有时一写就是几页。我忍不住讥讽说，这些字如果送去刊物能拿多少稿费呀？我少吃好几包巧克力了。但是母亲说：“这么多人喜欢巴尔扎克，让我觉得工作很有意义，就像你吃巧克力一样开心。”虽然少了巧克力，家里时不时收到从地图上查不到的地方寄来的散发乡土气息的花生、干果，寄件人有工人、民办教师、技术人员，都是热爱法国文学的读者。在网上下单就能买书的今天，编辑和读者的这种真情互动，大约一去不返了。

 

1998年，赶在1999年的巴尔扎克诞辰200周年纪念日之前，耗时15年、篇幅30卷、1200万字的《巴全》整体问世，打破了中文世界出版外国作家全集的纪录。

 

《巴尔扎克全集》中文版打破了中文世界出版外国作家全集的纪录

 

1989年巴尔扎克全集编校组游三峡。黄晋凯教授（左一）、张冠尧教授（左三）、袁树仁教授（左四）、人文社编辑徐德炎（左五）、艾珉（右二）、施康强（右一）。

 

作为编辑、翻译团队的统领者，母亲不仅精读、研究了巴尔扎克的全部著作，还为全集写下《总序》和绝大部分篇目的题解，外界报道均将她称为“主编”，而母亲坚称自己只是个责任编辑，我有一次在电话里与朋友闲聊，说母亲是《巴全》的主编，放下电话后便遭到一通责备。母亲说，《巴全》的译者们都是中国法语界的大家，我哪里好意思做主编把名字放在他们前面？从你开始就不许说我是主编，听见别人说也要立刻纠正……我马上举出日本出版界的惯例，说这种情况不说是主编至少也是个“监修”，为他人作嫁的编辑实在太不划算了。母亲说，老文学就是这样的。她举出了两部五十年代尽人皆知的长篇小说，告诉我这两部书原本都不受其他编辑看好，是人文社老编辑龙世辉化腐朽为神奇， 将退稿变成了当代革命文学的经典，而龙世辉一辈子默默无闻。

 

母亲为巴尔扎克撰写的评传和研究著述集

 

“至少我的译者都是第一流的，没有让我心累。我比龙先生幸运多了，还有什么好抱怨的。”

 

从那以后我遵母命四处纠正“主编”之说， 一边纠正，一边看到洪水泛滥一样的“主编”各领风骚，总不由得想起母亲挂在嘴边的“老文学作风”，跟稿纸加红笔一样，在今天看来，真是太、太、太迂腐了。

 

*纪念母亲艾珉（1934-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