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领袖的国葬过去了，北京的秋风也一天比一天寒冷。虽然单位里传达的“上级指示”仍是“今冬明春有余震可能”，但是操场上的“抗震棚”还是陆续拆光了，塑料布的棚子抵不过秋夜的寒气，也许等不到那个虚无缥缈的余震到来，大人孩子都要冻死了，干脆搬回家去住。

 虽说是住在家里，心里仍然是七上八下的。北京人当中开始流行“土地震仪”，其实就是倒立的酒瓶，以为地震发生时酒瓶比人的反应敏捷，人睡着后听见酒瓶倒的声音就可以醒来逃命。一时间，酒瓶成了紧俏品。但也因此闹出不少误会，有个人家将酒瓶竖在窗台上，结果酒瓶被风吹倒，碎裂声传到满院，以为是地震来了，大家慌忙跑出去一看，竟是虚惊一场。奇妙的是，此事一传十十传百，最终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实例，是坏人要趁机破坏抗震救灾的大好形势。外公听了居委会的传达，一回家就把大哥立在窗台的啤酒瓶收了，“省得惹祸”。

解放军救灾现场

搬回家没几天，各个单位又开始发油毡和茅草帘子，说是准备过冬的“抗震物资”，油毡的防风效果比较好，但是显然供应不足，就拿茅草帘子充数。我家的冬季“抗震棚”就搭在了院子里，顶部用了油毡，防备雨雪，但四周只能用茅草帘子，显然住在这样的棚子里根本捱不过京城的冬天。不知唐山震灾实情的北京人并不知道真正的大地震几秒钟就能摧毁一座建筑，还以为总能像7月28日晚一样有时间逃命。大家心照不宣，谁也不去住棚子，它只是个备用设施，万一震起来，再从楼上跑到棚子里，至少不必遭受风吹雨打。

 10月初的一个晚上，我忽然感到这天宿舍大院的气氛有些异样。家家户户的窗口飘出了比平常浓郁的饭菜香，其中还混合着些微酒气。因为年初周总理逝世，春节都变得惨淡无光，无人有心思庆祝。这天并不是节日，也不是谁的生日，而且离大丧还没过一个月。我完全猜不透发生了什么。家里的饭桌也比平常丰盛了，每个人的表情透着一种无法形容的轻松愉悦，却什么都不说（后来我悟出来就是要防我的那张极有可能害人的嘴），外公还多喝了一些药酒。 

 第二天，一个小伙伴很神秘地跟我耳语：“你知道出了大事吗”“什么大事？”“我偷听爸妈说话，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被抓起来了。咱们这边很多人都知道，都在悄悄地乐，就是不让咱们小孩知道，怕咱们乱说。”

 原来前晚满院子浓烈的饭菜香有这么大的来历。

 大约过了两个多星期，“庆祝华主席领导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才公之于众，小学停了半天课，让我们摇着纸旗在社区里喊着“打倒XX”的口号游行，而高年级的同学必须走到天安门，参与盛大的庆祝集会。这已经是这年我参加的第三次群众游/行了。纸旗当中最抢手的是“打倒江青”，手慢无，我这样反应慢的人最后只拿到一面谁都不要的“打倒姚文元”，还有人问“姚文元长什么样”。每次游行的口号，在今天看来都是“互相打脸”，但当时却想不了那么多。唯一的不同是这回要穿过鳞次栉比的“抗震棚”中间的小路。

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全市大游行

干扰抗震救灾的“四人帮”终于进了监狱，但是北京人头上那柄“今冬明春”的达摩克利斯剑并没有消失。岁末的一天，居委会忽然下发通知：“今晚可能地震。所有人必须搬进抗震棚，否则后果自负。“原来不是说地震很难预测吗？怎么一下子精确到”今晚“了呢？看来唐山地震毫无预警地发生，的确是万恶的“四人帮”害的。

 这下全家人不敢马虎了。母亲怕外公耐不了冬夜的寒冷，让外公临时搬到大姨单位的疏散场所——地下室，据说这个地下室是按防原子弹的标准设计的（多年后才知唐山地震释放的能量相当于广岛核爆的四百倍）。然后将家中所有的棉被搬进“抗震棚”里临时架起的床。

 那个夜晚，我躺在几乎有二十公斤重的棉被下面，母亲叫我尽量不要睡着，因为谁都拿不准在零下十几度的夜里，即使盖着比豌豆公主的床褥还厚的被子，会不会变成“冻死骨”？

 为了不让我睡着，母亲硬是在我边上坐了一夜。因为北京的抗震棚时常发生使用煤球炉取暖的火灾，我们唯一的取暖设备是一个塞进棉被的暖水袋。不知过了多久，从茅草帘子的缝隙看到些微的光亮，远处飘来电报大楼的《东方红》报时钟声。

 “天亮了，可是并没有地震啊！”我说，“每次这样，不是成了‘狼来了’？”

 谢天谢地，“今晚有地震”的紧急避难，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不久，班上来了一个叫江红的转学生，是班上另一个同学冬梅的同龄表姐。在我记忆里就没有比江红更瘦的女生，仿佛从头到脚，皮肤下面就是骨骼和内脏，她面色一直是苍白的，连嘴唇都比普通孩子白至少三个色号。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她从来没有笑容，哪怕全班为了什么趣事笑到前仰后合，江红的表情都毫无变化。在学校里，江红永远只跟表妹冬梅在一起，从来不跟其他同学说话。

 一天在街上遇到冬梅，便好奇地打听：“你那个表姐好怪，她为什么转学到这里来？”冬梅沉默了一下，说：“你发誓不告诉其他同学，我就告诉你。”我发过誓之后，冬梅告诉我：“她是我姑姑的孩子，姑姑一家住在唐山，地震的时候姑姑、姑父和江红的姐姐、弟弟都没了，只有江红一个人运气好，被解放军救出来。本来政府要送她去孤儿学校，我爸爸可怜她，就把她接来，当是多一个女儿。她过去跟我一样，爱说爱笑的，现在全家只剩她一个人，就变了。其实学校的老师知道她是唐山来的，不告诉你们就是怕你们好奇，跟她问东问西，让她伤心。”

 直到小学毕业，我也没看到江红笑过一次。

那时我不知道一夜之间唐山究竟有多少人丧命、多少家庭破碎（震灾发生时这些都是“国家机密”，直到1979年底，新华社才第一次报道了唐山地震的死亡人数为24万人），而对我来说， 身边的江红才让我直接感受这场灾难留下的伤痛。而且无论过去多少年，再想到唐山地震的时候，眼前晃动的，只有江红苍白的脸和没有血色的嘴唇。真正的悲剧怎能用伤亡人数、经济损失额来量化？

 十年后，钱钢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问世，和新华社记者舍命拍摄的照片一样，本应作为现场特写出现的文字，最终以回顾历史的面目出现。记得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在为明天留取一个参照物，以证明人类毕竟是伟大的。”

 人关于灾难的记忆，如果不经常重温，总是会随时间渐渐风化的。但愿伟大的人类从此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祈祷小学毕业后就失去联系的的江红，后半生走出阴影，一路平安。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