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返回北京探家，从机场出发进城，都要从高速公路远眺第一航站楼对面那座灰头土脸的苏式老建筑。和今天富丽堂皇的第三航站楼比起来，它就是个“土肥圆”。然而四十年前，我们当年迎宾的地点，就在这座航站楼前的停机坪。今天已经很难想象，这个连登机廊桥都没有的候机楼在四十年前是高大上的象征，有时暗想哪天从这里出发搭飞机到外国去看看，随即会为自己的异想天开而感到难为情。

七十年代国宾迎送仪式举行的地点就在这个停机坪上

 到了停车场，教练大声吩咐我们带好花束，记住车号，而第一次参加迎宾的我除了记得拿花束，其他都顾不上了，一边东张西望，一边跟着高年级的师姐们（迎宾队是清一色的女生）朝停机坪跑去。

 今天看来停不了几架飞机的老停机坪，当时在我眼里却是一望无际。机场的一侧立着“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的红底白字巨型标语牌，每个字都有四五米高，甚是壮观。最吸引目光的还是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尽管那时还身着六五式军服，但是近距离看到这么多英气逼人的解放军叔叔列队走过还是第一次，不禁跟着大家使劲鼓起掌来。再看穿着花团锦簇各种服装、拿着五花八门道具如潮水般涌到停机坪的迎宾队伍（我记事以后印象里人群的颜色只有白蓝绿灰），只恨自己少长了几双眼睛，那种眼花缭乱大约跟刘姥姥进大观园不相上下。被迫和小英换位换衣的委屈似乎一下子烟消云散。

 等迎宾结束，麻烦也就随之而来。因为各方队伍同时涌进停车场，我跟队友走散了，想找来时的大巴，才发现这个停车场停着几百辆长相完全一样的克罗莎（后来查到的礼宾资料显示，七十年代机场国宾迎送仪式每次动员的群众人数是4000人），教练让我们记住车号是有道理的。可是我当时只顾看热闹，把最重要的事情忽略了。

 在人流和车流里穿行了不知多久，还是没有找到队友，眼看着一辆辆大巴卷起滚滚烟尘陆续离去，我站在越来越空旷的停车场，想着闹不好要被丢在这荒郊野外，忍不住大哭起来。

 这时一辆客车竟然停在我面前，下来的是一个不认识的教练，她问了我的学校名字，然后带着我找到了来时的大巴——原来，停车区是事前划分好的，这事只有领队、教练知道。

 回到大巴，眼前是全车人愤怒的目光。原以为只是挨几句责备，说几句道歉的话即可了事，不料，教练宣布立刻召开批判会，批判我干扰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错误行为。虽然我确实为没有记车号，耽误大家时间，而且让教练担惊受怕感到内疚，但是心里却想，这跟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没有半毛钱关系。

 尽管心中不服气，但是想着迎宾的种种有趣，便低下头来，做诚恳状，表示坚决悔改，请老师同学看我的实际行动！

 无论如何，头上顶了这么大的政治帽子，从那以后再也不敢造次。每次到达机场一定用圆珠笔将车号写在手心，再也没有重蹈覆辙。欢送波尔布特这天也是一样，写好车号，确认好道具齐全，一路小跑奔向停机坪。这时不知是谁模仿样板戏《沙家浜》的戏词喊了一声：“云这么黑，暴风雨要～来～了！”

波尔布特告别宴会的报道

 果然，来时路上还是阳光灿烂，此时的机场上空却是黑云压城。本来就以干旱气候为主的北京，秋天极少降雨，更不用说暴雨了。然而这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席卷了首都机场。

 几乎就在我们排开队形的同时，狂风夹着暴雨倾盆而至 。仿佛江河决堤一样倾泻而下的雨水重重地砸在停机坪的水泥地上，发出骇人的巨响，雨声夹杂着呼啸的风声，间或还能听见教练用手提扩音器声嘶力竭地大喊：“每个人都给我停在原地，谁也不许乱跑！邱少云烈火烧身都不动，你们为支援世界革命淋点雨算什么？！我看你们谁敢动？谁敢动就是破坏世界革命！”

 教练扣帽子的神功，我从第一次迎宾的批判会已经领教了，这次我却不怪她。停机坪根本没有任何可以遮雨的场所，候机楼离我们还有数百米之遥，而且这样的“重地”也不可能随便让迎宾队伍进入。如果迎宾队伍的几千人乱跑，很可能会发生踩踏事故，后果比淋雨更危险。

 就这样，数千人在停机坪上接受暴风雨的洗礼，一开始还有人用身体遮住花束和铃鼓，因为鼓面淋湿后便无法发出声响，然而很快便知道这是徒劳的，360度无死角的滂沱大雨将我们每个人淋成了从头到脚淌水的落汤鸡，手上的纸花凋谢了，绑上了纸花做装饰的橡筋条（队列造型用）变成了光秃秃的一根，铃鼓浸透了雨水，再也拍不响了。

 雨渐渐小了，抬眼看看彼此，大约是此生见过的最啼笑皆非的造型：每个人的脸上、衣服上都染上了纸花的各种颜色，不像是要为世界革命迎宾，倒像是赴一场丑角嘉年华。

 但是我们顾不上笑，也顾不上抱怨，教练用扩音器通知：“欢送仪式马上要开始了，各就各位！注意脸上要有友好的笑容，你们代表着新中国的少年儿童，谁也不许满脸旧社会！”

 拿起了没有了花的花束，和除了铃响其余全不响的铃鼓，想了几百遍邱少云叔叔，心底忽然涌起了那个年龄从没有过的悲壮。

 乐队的大小军鼓都因为鼓面湿透不能演奏，于是舞蹈开始的信号变成了大镲极其尖锐的金属音。没有鼓点伴奏的铜管乐，听起来有几分怪异，当然最怪异的是在《友谊花开万里香》伴奏下的舞蹈，道具是光秃秃的一把铁丝。

 透湿的衣服贴在皮肤上，浸透了雨水的布鞋（是的，那时候皮鞋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象征，迎宾队的规定用鞋是黑布鞋）变得异常沉重，每踏一步，都从鞋帮挤出一些雨水。冷风吹来每个人都在打寒战，但是想到教练的大帽子，想到曾经的那场批判会，我还是努力挤出了自认为灿烂的、符合新社会标准的笑容——尤其因为我站在第一排。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