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十一“休假前，十万人夹道欢迎外宾的盛况出现在北京街头。贵宾是被尊称为“同志”的柬埔寨共产党中央书记波尔布特。这个年代，被称为“同志”，意味着 是反修反霸斗争中共进退的亲密战友，例如朝鲜的金日成、阿尔巴尼亚的霍查、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一个月前，刚刚与中国修补篱笆前来访华的南斯拉夫强人铁托，也享受了同等待遇。

 1977年波尔布特访华，当时的党政军第一号人物华国锋到机场迎接

 波尔布特抵京的这一天，我所在的小学的迎宾队还在学校操场上全力以赴地排练新舞码——“铃鼓舞”，分配给我们的任务是几天后欢送波尔布特和他的代表团。此时我参加迎宾队已有将近两年，也算是一名“老队员”了，但是还是第一次学跳这种有些技术难度的舞蹈。过去两年，我们的迎宾舞大致是一手拿纸制花束，一手拿七色彩带，动作也多是转圈、挥手、跳跃，也没有复杂的队形变化，连我这种严重缺乏艺术素质的人，看一遍也基本上学会了。

 伴舞音乐一直是《友谊花开万里香》 ，就是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出现过的那首：“美丽的鲜花在开放，在开放，朋友们来自远方，来自远方；亚非拉朋友手挽手，友谊的歌儿高声唱。”

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社论欢迎波尔布特

 这回的铃鼓舞却大不相同，要在舞蹈的同时准确地按照音乐节拍，时而摇动鼓身，让铃声响起，时而拍动鼓面，队形变化也比较复杂，要几百人动作节拍完全一致，绝非易事，而我三番五次出错，都被明察秋毫的教练捉到，挨了不知多少训斥，最终别人都回家了，我和其他几个“手脚不听使唤”的队员被留下“加班“，心中不停地暗自叫苦。

 刚上小学不久，我就注意到每天放学后占据操场排练的迎宾队。听高年级的同学说，这就是新闻电影上（那时连黑白电视都没有普及）外宾来访时，在机场的停机坪上跳舞欢迎的那群人。只要有外宾来访，迎宾队员便一整天不上课，到位于东北郊外的机场迎送。名正言顺不上学，对于我这种不喜欢上课却不敢逃学的人来说太有吸引力了，当舞蹈教练到班上来选人的时候，我特意挺直了后背和脖子，于是如愿以偿。

 而进入迎宾队后，第一件事不是练基本功和学跳舞，而是上政治课，提高政治觉悟。

 小学的各种社团当中，迎宾队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它承担了国家级外交活动，在“党和国家领导人接待外宾的场合“表演，因此按照教练的话说，我们绝不是单纯地”跳舞“，而是在”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肩负着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任。

 当接到新的迎宾任务的时候，学校广播站就会召集全体迎宾队员到小礼堂上课，除了“要将红旗插遍全球”的伟大愿景之外，还会学习一下外宾所在国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以及与中国的友好关系，而这个部分，普通的课堂绝不会教，报章杂志上也没有，估计是老师从《各国概况》上抄来念给我们听的，但是能知道一点遥远国度的知识，哪怕都是用伟大领袖“三个世界的理论“解构过的，也让我的小小好奇心得到巨大的满足感，听完课之后，就会用红铅笔在家里的世界地图上标出迎送过的外宾的国家，画上一面小红旗，两年下来，红旗大约有了十几面，都集中在亚非拉地区。

 当时的外交活动远不如今日频繁，但是迎宾队的规模却是宏伟壮观的。我所在的一千多名学生的学校，迎宾队就有一百多人。和另外三间小学的迎宾队组成一个四百人的方阵，方阵中除了舞蹈员，还有负责在最后一排组花墙的中学生和花墙之后的中学生军乐队，但这个方阵也不过是整个迎宾活动里的一颗螺丝钉。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搭飞机出国跟普通老百姓八竿子打不着，当然，机场也不是供普通人出入的公共场所，它的神秘程度和天安门城楼基本一样。因此，作为迎宾队员，能够经常坐着大巴去北京机场“执行外事任务”，是一件非常拉风的事情。

 给予迎宾队的待遇在一个小学生眼里也是非同寻常的。迎宾的当天，每人可以领到一个干果面包和一瓶北冰洋汽水，都是票证时代的贵重食品。巴士也是那个时代最高端的，墨绿色的捷克进口克罗莎大客车，车椅是真皮沙发，一上车，一种献身世界革命的豪情便油然而生。

迎宾队伍专用的克罗莎大轿车

 那时还没有机场高速公路，另一方面整个城市也没有多少机动车，完全不必担心交通阻塞，从市中心出发到位于顺义的机场，驶过只有双向两个车线的“机场路”，还是要大约两个多小时。一出东直门，车窗外能够看到的只有果园和田野，还有在我眼里恬静美丽的温榆河。

 或许是好事多磨。第一次迎宾那天，途中发生了小插曲。

 教练忽然走到我的座位前，一副命令口吻：“等一下到了现场，你和小英换一下位置。”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指令惊呆了，本来我的位置是在第一排，小英在倒数第二排，换到那样的位置，绝不可能清楚地看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外宾的光辉形象。

 教练似乎看出了我的不悦，立刻提高声调：“我们是来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政治任务的，首先要服从组织！不然你就别上场，一个人在车里等着！以后也别来迎宾队！“我违心地点点头，没想到教练还有第二个命令：”你把你的毛衣也和小英换过来！“换位置也就罢了，还要换衣服？当时我们的统一服装只有一件天蓝色长裤，上衣都是自己的，当然为了体现新中国少年儿童的幸福生活，每个人都穿了自己最漂亮的毛衣，我的那件柠檬黄的毛衣是二姨特意为我手织的，左襟上还用棕色的线绣了一只活泼可爱、正在啃松果的松鼠，整个迎宾队的同学都对这件毛衣羡慕不已。

 我忍着心里的失望，跟小英交换了毛衣，那是一件明显用机器织成的大路货，呛眼的绿色，我只感到自己瞬间变成了一只丑陋的青蛙，却不能说出这种感受，只能呆呆地望着窗外，让眼泪流在心里。

 过了若干年，我才知道了教练要我和小英换位、换衣的理由：小英的父亲是某部委的军代表，在迎宾队这样高度政治化的团体里，我这样一个来自“臭老九”家庭的孩子绝对不应该站在第一排、更不能穿最靓丽的衣服，而小英才是享有这一切最合适的人选。教练如果欠缺了这样的政治觉悟，肯定离下课不远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