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十多年前，与我家失联四十余年的莳叔公伉俪从台湾来大陆探亲，带来了一张老照片。

家中老人们推算，照片应该是摄于1935年的武昌。当时刚从北平中法大学经济系毕业的莱叔公（前排右起第四人），即将以官费生的身份赴法留学。在这个一直试图与时俱进的传统士大夫家族里，莱叔公已经是第二代留学生，他的父亲和二叔、我的曾祖父和二曾叔公都曾经留学日本，但是远赴西洋留学仍算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这才有了一张汇集家族三代人（虽然人并没有全到齐）的送行大合照。

后来的事情是始料未及的。莱叔公并没有像家里人所期待的，变成一个留洋背景的经济专家或者银行家，而是如那个时代常见的进步青年，在法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义无反顾地回国投身抗日救亡，很快就成了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负责人之一。由于日军侵占北平，民先的总部南迁到武昌，于是莱叔公建议将总部设在武昌的夏家老宅。

当时，一直对莱叔公的叛逆耿耿于怀的曾祖父已经过世，老宅的掌门人是大伯公，那时他已从国民政府高官的职位上引退，在湖北女子师范学校教授物理。他明知弟弟的身份，也未必不清楚民先的背景，但是既出于亲情，也出于爱国之心，他收留了民先总部。虽然当时夏家如同其他封建大家族一样日益败落，家用拮据，但是大伯公还是还赞助了来来往往进步青年的吃住，直到武汉沦陷。就这样，一个封建大家庭的堡垒，成了中国革命洪流中的一滴水。

留日学生的两个分属国共两党的儿子，国难当头之际在同一个屋檐下抗日救国的往事，一直吸引着我一探究竟。然而几十年世事沧桑，家中长辈写过的日记失散殆尽，太多怕引来“麻烦”的细节长年讳莫如深，最终已经无法还原当时的细节。1935年那张记录了时代转瞬的全家福，也是幸好由1949年与国军撤退台湾的莳叔公悉心保存，成了“孤本”。就连在抗战时期发挥过重大作用的民先，也没有一部完整的编年史作参考。

今年年初，武昌老家的最后一块宅地，在城市改造的浪潮中彻底夷为平地。当旧事不能和旧地共存的时候，再鲜活的记忆也不过是空中一片云。历史长河里的一滴水，就这样，在有意无意的失忆背后蒸发了。也许有一天，那里又会出现一座挂着“抗战期间民先总部旧址”的博物馆，只不过，这滴水已经不是那滴水了。

（二）

家族中被遗忘得最彻底的是我的曾祖父。他学成归国后并没有像其他留日学生一样慷慨激昂地投身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而是成了一个标准的立宪派、改良派，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历史课本上是被抹了白鼻子的一伙。在我从小到大的过程中，从没听到任何一位长辈提到过他的名字、议论过他任何一件往事。

家中仅存的一张有曾祖父（前排右一）和二曾叔公（前排右二）的合影照片，推测是与同期留日学生在东京的合影，其时清朝尚未覆灭，留日学生已经剪去辫子，穿着日式学生服

我在对他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修日文，赴日留学，直到1993年，五姑婆写回忆录的时候才从中得知了曾祖父的点滴。但是五姑婆已经记不起曾祖父到底哪年去了日本，就读哪个学校。

从1995年起，我开始大海捞针。直至去年，终于找到了他曾在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速成科就读的可靠线索，而顺着这条线索，竟有了意外收获——发现了日本法政大学保存的清国留学生的全套史料。

法政大学出版的资料集（日文）

资料集中译本

多达11册的全套法政速成科讲义录

2014年，法政大学隆重庆祝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创立110周年，同年以特辑的形式出版了相关资料，以及当时使用过的全套讲义。在这本资料集的历届毕业生全名单中，我找到了第四班（1907年毕业）的曾祖父夏道炳和二曾叔公夏道辉的名字。踏破铁鞋无觅处，最终在外国的资料集当中搜寻到先祖的足迹，在我心底总是五味杂陈。

1905年，法政大学在日本民法学之父梅谦次郎教授的倡议下，针对清国留学生专门设立了法政速成科。在仅仅三年之间接收了2000名学生，成绩合格毕业的有约一千人，其中不乏在近代中国呼风唤雨的政学两界精英，如宋教仁、汪兆铭、杨度、胡汉民、陈天华、沈钧儒、居正、汤化龙、程树德等。速成科虽有“速成”二字，师资却集结了当时日本最优秀的法学家，除梅谦次郎以外，还有冈田朝太郎（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刑法学专家，并曾主持清末刑法典的编纂工作）、美浓部达吉（日本公法学鼻祖，宪法学巨擘）。

法政大学收藏的梅谦次郎为创办速成科写给数位法学家的会议邀请函原件

然而，这部资料集带给我的震撼，却不是这一串串如雷贯耳的名字。

它不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资料集，除了我们认为应该涵括的学科规则、课程表、教员名单、毕业生名单、试题集以外，还有宿舍章程、开学、毕业典礼的全记录，甚至收集了报章关于速成科学生的相关报道，大到求学、毕业，小到集体旅行、忘年会（新年联欢）的报道，事无巨细，一概网罗。

只办了三年的清国留学生速成科，在法政大学将近140年的历史中，不过是一滴水，但是仅仅关于这一滴水，竟有如此翔实、充盈的记录。

法政速成科教员名单（局部）

课程表

学生宿舍出入证

法政大学王敏教授告诉我，这些记录并不是后来搜集的，而是由校史中心的资料员以水滴石穿的精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进行的同期纪录的累积，也就是说，从速成科作为一个构想开始酝酿之时，还无从知道它在近代日本教育史乃至中国近代史会具有如何伟大意义的时候，校史中心的同期纪录工作已经有条不紊地开始了。

东京都千代田区的法政大学校史中心

以“回忆”、“考据”还原的历史，和同期纪录留下的记载，哪个更接近一滴水的原貌？

在偏爱宏大叙事的人眼里，历史，往往被视为潮流、洪流，汹涌澎湃，但是再壮阔的潮流，归根结底是水滴的集合。点滴的忠实记录组成的叙事，才是信史的细胞。

（本文承蒙日本法政大学赵宏伟、王敏两位教授惠赠资料和指点迷津，在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