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27日黄昏，天气闷热得令人窒息。

母亲的好友华筠阿姨送了我们两张中央歌舞团的演出票，母亲叫我和大哥去看，回来路上偏逢下暴雨，我们都穿着雨衣还是淋得透湿，至今我还记得那天平安里一带的马路变成一条大河，我们淌着没过小腿的雨水走了很远才搭上公交车回家。由于太累，我躺上床立刻就睡著了。 

半夜时分，我被剧烈的摇晃震醒了，还听见楼房的地基发出吱嘎吱嘎的巨响。哥哥大叫：“快起床！地震了！”他第一个冲进我和外公的房间，要背着外公往外跑，父亲则一把把我抱了，朝楼下飞奔，虽然是被父亲抱着，我仍然清晰地感觉到楼房像海浪里的船一样剧烈地摇晃，父亲几次几乎在楼梯上跌倒，母亲拿着我的外衣跟在后面。整个大院的人都已经跑到院子里了，因为是夏天，多数人只顾逃命，衣冠不整，披头散发，好在彼此彼此，谁也不好意思笑话谁。人群中我还看到对门邻居华蜜（数学家华罗庚的幼女），她当时身怀六甲，走路已经十分吃力。地震一个多星期后，她生下一子取名“张震”，想来是纪念临产前的这场变故。

其实两年前海城地震的时候北京也跟着摇晃了几下，那时我记事以后第一次经历地震，以为不过如此，没想到这次来的比海城那次凶猛多了。楼上宋家的大哥哥说他起夜看到外面的天空有一种奇异的光亮，以为是闪电要下雨，便跑去关窗，一看并不是闪电，觉得蹊跷，不久整座楼就晃动起来。

唐山震后弯曲的铁轨 

我们家住的宿舍楼是大跃进期间盖的，在当时的北京算是优质住房，虽然房子的概念来源于苏联老大哥的“单位宿舍”概念，没有所谓的客厅，卧室却很大，最小的房间都有十四平米。那时候的中国人还没掌握“豆腐渣工程”的技术，地基打得牢，所以晃动虽然严重，楼房却没有一道裂缝。 

起先大家还是站在院子里议论，接着就有老人撑不住了，陆续有大人回去拿凳子，还有人拿了收音机，觉得地震这么大的事广播电台无论如何要报道个消息。

天色渐渐亮了，云很厚，刮起一阵夏季非常罕见的冷风，随即便下起了中雨。各家又急忙回去拿伞和雨衣，却不敢回家躲雨。

父亲说办公室肯定要忙起来了，跑回家换了衣服，早饭没吃就匆匆忙忙走了。母亲说要回去多拿几件衣服，还要弄些食物来。邻居们在旁议论万一有余震怎么办，谁也不能担保再晃几下楼会不会塌。我听见了，很担心母亲会出危险，便说：“你不用去，等一下毛主席、党中央一定会派解放军来送食物的。”没想到我话音刚落，周围的大人们就哄笑起来，还有人说“你家孩子政治觉悟好高啊！”我完全没听出其中的揶揄，还在心里自鸣得意。

母亲显然不把我的意见当回事，正色说：“我饿了，要马上吃东西，你要等解放军尽管去等。”说罢就回家去了。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母亲回来了，拿着热腾腾的馒头和酱菜，放在外公和大哥面前。我等了一阵，见送食物的解放军还是没露面，肚子又咕咕叫了，只好灰溜溜拿了馒头吃起来。 

到了六点半，邻居的收音机里传来《东方红》的开始曲，每天早晨第一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到了。大家停止了议论，竖起耳朵听新闻，希望能从中得知一星半点关于地震的消息。新闻照样是从头至尾“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仿佛半夜地震只是我们的一场噩梦。 

大家失望地叹了口气。忽然有人说：“那不是老杨吗？他肯定知道是怎么回事。”老杨是当时的国家地震局领导，就住在我们同一幢楼。小孩们都称他“杨伯伯”。老杨是这幢楼里少数几个家里有电话的大干部之一，他家在一楼，人又比较随和，所以他家的电话也就成了公用电话，我也时常去他家借用电话，但是从没搞清楚他到底做什么工作。此时杨伯伯的车刚好开进院子，来接他去单位，很多人围上去问他“是哪里地震了”，杨伯伯只是摇着头匆忙钻进车子。 

天色大亮之后，大哥不慌不忙骑车去西郊工厂上班去了。院子里各家的大人赶忙往合作社跑。说是一地震恐怕吃的东西很难运进北京，必须抢着去买菜。父亲不在家，上有老下有小的家里，刚刚做了乳腺癌根治手术不足三个月，正需要休养的母亲成了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她三步并作两步往合作社去买菜了。 

本来每个假期我都会被母亲安排假期作业，现在托地震的福什么都不必做了，不禁从心底里感到高兴。院子里的小孩们趁这机会丢沙包跳皮筋，完全不知道大人们正在心烦意乱。 

母亲从合作社回来告诉我们，房管所外面的大烟囱被震成两段，其中一段还有裂缝，非常危险，叫我们千万别靠近。那个大烟囱是那个时代我们附近最高的建筑了，大约有六七层楼高，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被震裂了一条缝，无论如何也想亲眼看看！我趁母亲去做午饭的机会溜到房管所，偷偷看了一眼震裂的烟囱，赶紧跑回了院子。 

因为害怕余震，午餐也是母亲冒险回家做了端到院子里给我们吃。中午过后，邻居们说这个样子回家睡觉也不安生，干脆在院子里搭些帐篷。可是搭帐篷需要很多塑料布，谁家也一口气拿不出那么多，住我们楼下的王阿姨一家来和母亲商量，两家的塑料布凑在一起，就刚好够搭个遮风避雨的帐篷。哥哥跟王阿姨家的大儿子小波是发小，我和她家的小女儿小冬从小玩在一起，合搭帐篷意味着我们可以整天一起玩，晚上一起睡觉，这个决定让我们兴奋得像过节一样。 

晚上，父亲回家了。告诉家人说地震的震央在距离北京一百公里的唐山、丰南一带，估计有七级到八级，唐山基本完了。父亲说，中南海一开始也不知道到底哪里地震了，因为主管部门国家地震局一问三不知，整个政府系统都在忙批邓，哪里顾得上理会地震的事。早晨他一上班，就得知有两个受伤的唐山司机合开一辆救火车来中南海报警，因为唐山和周边城镇的通讯系统全瘫痪了，唯一求救的办法就是直奔中南海。两个司机一个伤了手，一个伤了脚，伤手的负责踩油门，伤脚的负责握方向盘，就这样浑身血迹来到北京，在新华门前要求见中央领导。父亲陪同纪登奎等几个副总理一起接待了几名来报警的唐山工人师傅，他偶然地成了重灾区以外最早知道灾情的人。父亲说，地震发生后，国家地震局弄不清到底哪儿震了，乱成热锅蚂蚁，幸好有这两位工人师傅忍着伤痛开车进京报信，不然真不知如何收场。

当然这类消息是不会登在报纸上的。第二天，报纸的头版出现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慰问电，有一窄条消息，内容大概是“唐山、丰南地区发生七级强烈地震，解放军奔赴灾区抗震救灾”。占据第一版绝大部分版面的，仍然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电视上也没有唐山灾区半个镜头，只有排成一队队的解放军将粮食口袋一样的东西搬上火车的镜头。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