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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夏冰:1977,暴风雨中欢送波尔布特(下)

此时离“华主席领导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的金色十月,刚好过了一年,虽然华主席口头推进着“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但是我仍然在许多细节上感觉到与一年前的变化。首先是我重新被教练换到了第一排,小英则在几次迎宾活动中位置越来越往后移。站在第一排,对我来说最大的好处是能够清楚地看到首脑们的样貌。而这天,我一直在猜测能不能看到刚复出不久的“邓大人”(邓小平)。

 检阅三军仪仗队的仪式结束后,宾主从迎宾队面前经过,离我仅有不到五米的距离。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身穿深色中山装的波尔布特,有着敦厚朴实的高棉农民的面相,脸上挂着谦卑温和、如北京秋季的阳光一样的笑容,不停地向送行人群招手,在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学生眼里是如假包换的一位好好先生,亲眼所见的印象是如此的强烈,以致后来很长时间我都无法将这张貌似善良的脸和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联系在一起。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世界上还有没有比波尔布特更适合诠释“人不可貌相”的例子。

送行的最高中方首脑依然是华国锋,但是没有看到邓小平的身影。

 载着波尔布特的中国民航专机起飞后,本以为可以打道回府了,不料大队人马在教练的带领下进入了候机楼!这是我迎宾队生涯中唯一一次获准进入这座神秘的建筑,一时间,数千人挤在候机楼大厅里,连坐下的空间都没有。我对候机楼残存的印象,是它挑高十数米的天花板,和地面铺着的光可鉴人的大理石,风格酷似市内被我们称作“老莫”的莫斯科餐厅,也难怪,它们都是中苏蜜月时代“老大哥”批发到中国来的孪生子。不幸中苏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它也只好默默见证我们在这里送迎反修统一战线的战友。

挂着领袖像的候机楼,当年在我们眼里无比神秘无比高大上

 此时教练的扩音器又响了:“刚才我们接到上级通知,一个小时以后还有布隆迪贵宾到访,原本安排欢送的队伍,因为机场路积水太深不能来了,所以今天同学们要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承担欢迎布隆迪贵宾的任务。”

 今天我必须承认,之所以牢牢记住了布隆迪这个非洲小国的名字,一定要归功于上级安排的火线任务。当时大家面面相觑,因为迎宾动员的时候并没提到“布隆迪”,自然不知是何方神圣,但是只要是“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需要,谁也不敢抱怨,也不敢说这样穿着湿透的衣服等上一个小时,对小学生是何等痛苦的事。

 欢迎完布隆迪总统,再搭车回到学校,已经是傍晚七点,透湿的衣服已经被体温烘干了一半。我们从巴士下车,校门口已经聚满了迎宾队的家长。我正要回家,惊讶地发现从来不到学校接送我的母亲竟然站在家长的行列里,满脸都是担忧和心疼的表情,估计我们那时的形象非但不像新中国的幸福儿童,而更像世界上还未获解放的三分之二受苦人。

 回到家里,外公已经炖了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汤等我,母亲说,家长们已经在校门口等了三四个小时,一边等,一边痛骂。她当时并没有说到痛骂的内容,若干年后,母亲才告诉我,其中有人与中国驻柬使馆有联系,知道红高棉的恶行,气头上讲给家长们听,更加为女儿们因给杀人凶手送行而淋雨怒不可遏。

 第二天回到学校,方知大多数队友都高烧不退请了病假,我凭着体校游泳队在十度水温里日游万米攒下的底子侥幸没有病倒。

 几天后,迎宾队又被召到小礼堂开会,教练兴奋地告诉大家:英明领袖华主席非常关心迎宾队的同学,一再指示要给孩子们熬姜汤,当天机场没有条件,所以根据华主席的指示,上级特别调用了一批红糖,分给同学们,作为慰问。我们要感谢华主席的亲切关怀!

 过了两个星期,红糖终于送到了学校,迎宾队员按照老师的吩咐,双手恭恭敬敬地接过一个纸包,里面包着杏子大的一个红糖球。

 我像捧着一颗钻石一样捧着红糖球回家,虽然红糖球很小,但是是华主席给的,意义非凡。路上碰见了邻居阿姨,也忍不住向她炫耀了一下。阿姨却一脸的不屑:淋雨都过了半个月,现在喝还管用吗?

邻居阿姨的话我当然不以为然!回到家里,用华主席发给大家的红糖球冲了一杯糖水,心里千恩万谢地喝下后,一直不敢丢包装纸,生怕被人捡到后摊上“反革命”的罪名。

 从1978年起,迎宾队开始了一轮轮的裁员。原本的100人,逐渐裁减到仅剩30人。我侥幸留在了三十人的队伍里,直到小五那年,作为毕业班(那时小学还是五年制)学生“光荣退休”。

 尽管成员减少,“待遇”却大大改善,有任务的时候不仅有面包汽水,还能领到五角至一元不等的现金补贴。表演服装也改成了漂亮的纱裙,且根据每次的编舞和道具更换,在过去,这样的裙子只有电影里的资产阶级小姐之流反面人物才会穿,如今摇身一变成了少先队员的服装。

 任务下达后的学习动员会的内容变化更大,“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之类的语言渐渐消失了,代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使贵宾来自资本主义国家,介绍其国家概况也听不到什么负面形容词了。

 我“荣退”后不久,国宾迎送仪式地点从机场改到人民大会堂前广场(雨天则在中央大厅),迎宾的群众规模缩减至不足百人,由于仪式在室内举行,再也不用担心风狂雨骤,连领导关怀发红糖的环节也省了。

 与此相对照的是来宾频繁了,而且“阁下”多于“同志”。不只是来自亚非拉,也有过去所说的反动国家或者美帝“走狗”。

 曾经害我们淋成落汤鸡的“战友”波尔布特,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到中国当贵宾,直到他1998年孤独地病死在柬埔寨的丛林中,侥幸逃脱了国际法庭的审判。听到波尔布特死讯的刹那,我想起苏联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诗句:“正义,是一列总是晚点的火车。”

靠近泰柬边境安隆汶的波尔布特墓地,真正的荒冢孤坟

 我宁愿相信天意,相信送行时那场诡异的大雨,是老天为死于红高棉暴政下的柬埔寨两百万冤魂流下的泪河。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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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冰 夏冰

生于北洋,学于东洋,
居于南洋,趣在西洋。
曾经的国际媒体人,
永远的波希米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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