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是英国芭蕾舞者玛歌芳婷女爵（Dame Margot Fonteyn,1919～1991）诞辰纪念日。芳婷是二十世纪三十至七十年代世界芭蕾舞坛与乌兰诺娃齐名的巨星，与乌兰诺娃不同的一点，是她尽管少年出道，黄金时代却在四十岁至六十岁之间，通常认为芭蕾舞者应该告别舞台的年龄。这个奇迹的产生，与跟她合作17年的舞伴纽瑞耶夫（Rudolf Nureyev，1938-1993）密不可分，所以在舞蹈史上他们的名字永远地联系在一起，被称为“无与伦比的最佳搭档”。

《天鹅湖》剧照

《天鹅湖》剧照

让我们先回顾一下54年前的那个精彩瞬间。

1964年10月24日，维也纳国家歌剧院首演经过俄罗斯舞蹈家纽瑞耶夫改编的《天鹅湖》。彼季帕编舞的这出经典中的经典，已经在全世界的舞台风靡了半个多世纪，是所有芭蕾团的保留剧目。舞迷们闭上眼睛都能回想出它的每一个场面。然而，这场由当时担任英国皇家芭蕾舞团首席明星的芳婷和纽瑞耶夫领衔主演的演出，还是让观众无比惊艳。

纽瑞耶夫扮演的王子齐格弗里德不再是彼季帕版本中舞台上的二等公民，他大胆取消了原本在第一幕中比重很大的小丑一角，减少了家庭教师的戏份，压缩了魔王的表演段落，使全剧成为一个以王子的自我成长为主干的爱情故事，更不必说纽瑞耶夫以能与前辈尼金斯基媲美的悬空跳跃和快速旋转称霸了舞台，这一冒险的尝试，征服了挑剔的维也纳观众，而这也是古典芭蕾历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突破，男舞者有了更鲜明的色彩和发挥空间，完全可以与女舞者平分秋色。在基洛夫剧院时代，纽瑞耶夫就已经尝试突破芭蕾舞的局限，改变男性俄罗斯舞蹈家一贯粗壮和沉重的风格。他既能像他们一样跳跃和旋转，但同时又借鉴女芭蕾舞演员的舞蹈技巧，比如伸展肢体、提高身体线条、抬高脚趾以及让手臂和肩膀像水面一样荡漾。他的创新神奇美妙，正如法国舞蹈家维奥莱特·维尔蒂（Violette Verdy）所说：“他让身体如诗一般施展——犹如一件在诗中漫游的探索体”。还有人评论他说：“他的飞身旋转与跳跃每每令观众目眩神迷，那惊人的爆发力与热情无人能望其项背。他仿佛快速闪映的幻灯片，紧凑、精彩、毫不留白。舞台上、舞台下的纽瑞耶夫，都是一个惊叹号！”

纽版《天鹅湖》的另一个亮点，便是此时已经年届45岁，比纽瑞耶夫年长19岁的英国芭蕾女皇芳婷。谁都无法想象，一个青春已逝、过了退休年龄的舞星，竟然还能在舞台上焕发出比青年时代更加夺目的光彩。细心的观众发现，他们不仅每个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连呼吸的频率、手指弯曲的形状都惊人一致。他们的眼神表情都超越了舞台艺术的维度，用纽瑞耶夫的话说，就是“一个身体，一个灵魂”。

演出结束后，芳婷和纽瑞耶夫接连谢幕89次，作为吉尼斯纪录永载史册，空前绝后。

今天我们无法看到这场演出的录影，而只能看到1966年拍摄的舞台艺术片，电影中47岁的芳婷没有发挥出首演的水准，黑天鹅的32个挥鞭转只转了28个，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但是，它依然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能让我们见证到两名主演彼此成就，因爱情燃烧了艺术，艺术升华了爱情的《天鹅湖》版本。

然而，就在这场演出的四个月前，芳婷曾面临人生的重大打击（后文详述），她在最艰难的时刻坚持着专业精神，是观众给予如此赞誉的另一个原因。

玛歌·芳婷，原名佩吉·富康，1919年5月18日生于萨里郡的赖盖特。芳婷的母亲有巴西血统，因而芳婷有一头浓密的黑发和黑色的眼睛，幼年常被英国人误以为是中国女孩。她四岁开始学习芭蕾，因任职英国烟草公司高管的父亲派驻中国，在上海和天津生活过五年,在中国继续追随因十月革命流亡的白俄教师学习芭蕾。1934年，芳婷的母亲坚信女儿有舞蹈艺术才华，毅然留下在中国工作的丈夫，带女儿返回英国,进入萨德勒斯威尔斯芭蕾舞学校（即皇家舞蹈学院的前身），在这里，她被校长德瓦洛娃夫人一眼相中，重点培养。

童年芳婷在中国（右）

芳婷是幸运的，加入芭蕾团的第二年，担任首席舞者的马尔科娃决定退团另立门户，于是，年仅17岁的芳婷登上了首席舞者的宝座，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工作到1979年，她年满60岁退休。

芳婷先是扮演《胡桃夹子》的雪花精灵，17岁主演《吉赛尔》，18岁主演《天鹅湖》，十九岁主演《睡美人》，在二十岁以前便完成了芭蕾舞者的大满贯。1937年，当芳婷与舞团到剑桥大学演出时，认识了正在那里攻读法律的巴拿马青年罗伯托·阿里亚斯（芳婷称他提托）。提托出身政治世家，父亲是巴拿马总统。也许是由于本身的拉丁血统，芳婷与提托坠入爱河，但是这段恋情没等发展就匆忙结束了。虽然后来芳婷与舞伴以及舞团的驻团作曲家兰伯特传出绯闻，但都是无疾而终。

童年芳婷

刚出道时的芳婷

二战结束后，芳婷与皇家芭蕾舞团多次远赴美国巡演，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1953年正在纽约演出的芳婷，竟然意外地收到了巴拿马驻联合国代表提托送来的鲜花。两人又恢复了联系。已婚并有三个子女的提托向芳婷求婚，两年后的1955年，提托与前妻离婚并在巴黎迎娶了已经36岁的芳婷。

提托在巴黎迎娶芳婷

1956年，芳婷获女皇伊丽莎白二世授予女爵的荣誉称号，并被任命为英国皇家舞蹈学院名誉院长。作为舞蹈家已经功成名就，而提托很快就被任命为巴拿马驻英国大使，芳婷必须抽出大量时间完成大使夫人的职责。这使她开始考虑退休的问题。

1959年，从不过问政治的芳婷被推到了一场政治风波的浪尖上。

那正是古巴革命如火如荼的岁月，格瓦拉、卡斯特罗频频向拉美输出革命。被委派为大使的提托，很快就与巴拿马的当权者反目成仇，号召人们推翻当时的总统厄内斯托。那段日子里，芳婷陪同提托，乘坐他们的游艇悄然抵达古巴，拜会卡斯特罗以寻求支持。 那时候卡斯特罗掌权不到一年，适逢两国关系的“蜜月期”，他满口答应帮助提托夫妻，愿意伸出援手帮助他们推翻现政府。当然，事后卡斯特洛对此事又坚决否认。

提托夫妻接受卡斯特罗的会见（背对镜头者为芳婷）

芳婷被提托的革命豪情深深感染，以渡假为借口协助丈夫走私军火、招募雇佣兵。但政变计划本身漏洞百出，政变还未发动，政府军已经发觉，革命者还没来得及开工就逃到了丛林中，就像许多表现游击队英勇战斗的影片中描写的那样，芳婷独自驾驶游艇，引诱政府的船只和飞机，掩护丈夫从另一个方向逃命。等她到了巴拿马城，有关流产政变的新闻已经传开，政府军发现了未及销毁的枪支和里面的秘密文件，其中包括起义者的名单，名单里甚至还有好几个好莱坞明星的名字（约翰·韦恩等）。

芳婷因此被捕入狱，但巴拿马当权者顾及她的国际名声，将她安排在条件最好的牢房，它被英国外交部戏谑地称为“总统套房”（很多国家领导人在这里度过了他们最后的日子）。早上，她的梳妆台上都会换过一瓶鲜花——巴拿马政府试图以此表示显示他们的“宽大为怀”。由于英国政府高明的外交斡旋手段，芳婷很快获释，重新出现在舞台上。 两个月后，逃到巴西的提托回到伦敦的妻子身边。其后，巴拿马国内局势发生急剧变化，这对夫妻甚至获准回国。提托竟然又一次被任命为驻英国大使。

芳婷获释后返回伦敦

然而，英国国内对芳婷介入政变的做法十分不以为然，不仅报章狗仔队拼命渲染“史上第一位坐牢的芭蕾女星”，还有很多人认为芳婷辱没了女爵的荣誉，令英国以及皇室蒙羞。

 面对舆论指责，芳婷只是保持沉默。私下接受了英国外交部的非公开调查，英国外交部将调查结果存入机密档案，直到2009年文件解密，人们才知道了芭蕾女王介入古巴革命的全部内幕。

就在英国为芳婷和革命的关系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远在苏联列宁格勒的基洛夫芭蕾舞团，升起了一颗新星。

 那就是年仅20岁的纽瑞耶夫。

让我们将时间机器拨回到1938年的早春。一列火车行驶在西伯利亚的原野，乘客中有一位带着三个女儿，身怀六甲的母亲，名叫法丽达，她是拖儿带女去海参崴投奔在那里做红军军官的丈夫的。没想到，火车到达伊尔库茨克附近时， 法丽达感到剧烈的阵痛，在火车上生下了她唯一的儿子，取名鲁迪（鲁道夫）。由于整个过程十分慌乱，法丽达竟然没有记清楚儿子出生的具体日期，后来写在纽瑞耶夫履历上的3月17日是一个估算出来的日子。这也许预示着他的人生注定漂泊，注定充满传奇和动荡不安。 一位芭蕾舞者说过：“纽瑞耶夫出生在火车上，往后他也以时速100哩的速度度过了一生。”

幼年的纽瑞耶夫（前排右一）与家人

很多出版物都介绍纽瑞耶夫是“俄罗斯舞蹈家”，其实纽瑞耶夫并不是俄罗斯人，他的祖先是穆斯林教徒鞑靼人，祖籍地是西伯利亚贝加尔湖畔的小城乌法附近的村落。父亲哈玛特的姓名里本来还有穆罕默德，十月革命后为了避免苏维埃政权找麻烦删掉了。

 纽瑞耶夫自幼家境贫寒，衣着破旧，常在学校里遭同学取笑。从小的动荡生活使他任性而固执，因而与父亲常常爆发冲突。5岁那年母亲帶他和姐姐去看了芭蕾表演后，纽瑞耶夫发誓要当芭蕾舞演员，但是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 从13岁时，在母亲和姐姐们的支持下在乌法市学习芭蕾和参加民间业余舞蹈演出。

 1953年，纽瑞耶夫加入了巴什基尔国立剧院芭蕾舞团，从此开始了自己的艺术生涯。1955年，巴什基尔国立歌剧院芭蕾舞团在莫斯科巡回演出期间，纽瑞耶夫演绎了吉捷特的芭蕾舞剧《放声歌唱》之后引起了评论家的高度关注，同年，他终于被自己仰慕已久的列宁格勒芭蕾舞学校录取，插班随名师亚历山大·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与诗人普希金同名同姓）深造。

 十月革命后，圣彼得堡更名列宁格勒，纽瑞耶夫出生的那個岁月，恰逢莫斯科因列宁格勒的州委书记——基洛夫谋杀案而開始恐怖的清党行动，在全国一片对基洛夫的悼念声中，历史悠久的国宝级艺术重镇马林斯基剧院（Mariinsky Theatre）更名基洛夫剧院（Kirov Theatre），以纪念这位政治英雄。这种更名意味着将苏联，当然还有它的剧院文化，将封闭在这片辽阔的红色土壤里。幼小的纽瑞耶夫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带着他的舞蹈梦想慢慢长大。

 在基洛夫芭蕾学校，纽瑞耶夫算是一个起步最晚的学生，他深知自己的弱点，把全部精力用来磨练舞技，拒绝参加共青团，不服从校规， 私自学习英语，成绩优异却难于管教。三年后，他因出色的表演才能被基洛夫芭蕾团录用，20岁那年，纽瑞耶夫一举获得莫斯科国际芭蕾舞大赛的金奖，舞团破格提拔他，不必经过群舞就直接成为主演。

 他在基洛夫的三年里跳过十五个角色， 他的舞技飞速成长，在舞台上，他能做出高难度的腾跃，能使身体像飞毯一样在空中停留和飞翔，这一绝技曾令观众惊叹不已。在他担任主要演员的多年里，在苏联是个有争议的最佳男舞者，他的悬空跳跃和快速旋转几乎可与尼金斯基媲美，舞蹈天分很快让他在俄罗斯家喻户晓。当时的评论家这样评论：“他难以置信的高难度翻腾让人怀疑他是否长有一双隐藏的翅膀，其他人是走在地面上舞蹈，他是飘翔在空中舞蹈，基洛夫舞台开始让人怀疑地球的重力。“

 他迅速成为一个在苏联最著名的舞者和无数人的偶像并允许到苏联以外的地方进行巡演，他在维也纳国际青年节跳舞，不久，因为违犯纪律，他被告诉不会允许他再次出国。他被限制在苏联共和国境内巡演。他桀骜不驯，我行我素，甚至有些粗鲁，他总是不听话，不服从领导的安排，拒绝去友好邻邦示好，拒绝去集体农庄为“无知”的群众演出。

 1 9 6 1 年5 月11日，基洛夫芭蕾舞团首次赴欧州巡回演出。年轻的纽瑞耶夫也随团出访巴黎，生性反骨的他本来不在出访名单上，由于法国主办单位的坚持，苏联方面才十分勉强地允许纽瑞耶夫出访。团里当然还有苏联时代的标配——几名克格勃特工，负责监督艺术家们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言行。 芭蕾舞团到达巴黎之后，所有人禁止单独外出。而此行监管的重点对象就是纽瑞耶夫。早在苏联国内，纽瑞耶夫就常和西方来访的女演员们谈情说爱，显示出对西方极大的好奇。到达巴黎之后，演出之余，他不顾警告，多次溜出去，在巴黎的大街小巷穿行，巴黎艺术界的同行陪着他参观游览，放浪形骸。

 5月21日，纽瑞耶夫在巴黎歌剧院出演《舞姬》（La Bayadere）中的索罗尔，表演了当时别人还不能完成的两周旋转加蜷腿侧跳，他以无与伦比的舞技使巴黎观众叹为观止，为之疯狂，他一时成为万人仰视的灿烂星辰。他的舞台魅力吸引了所有人，其中之一是名叫克拉拉·珊特的智利名媛，她是法国文化部长安德列·马尔罗尚未过门的儿媳妇——（帮助纽瑞耶夫出逃者之一；另一位是他的同性恋朋友实业家拉克特 ）。这使他违犯了“不准私自外出”纪律，受到严厉的批评。

 克格勃一直怀疑纽瑞耶夫有出逃西方的计划，并致电总部，要求他的母亲做担保。与此同时，纽瑞耶夫迷上了花都，萌生了留下来的念头。正当他犹豫不决时，剧团结束了在巴黎的演出，下一站将是英国伦敦。

 纽瑞耶夫的一言一行，引起了克格勃的重视，克格勃特工向苏联克格勃总部发了一封加急电报，声称纽瑞耶夫有叛逃的危险。据说，这封电报当时呈递到赫鲁晓夫的办公桌上。莫斯科的回应是：遣送回国，只是要等到剧团去伦敦那天告诉他。

 1961年6 月1 6日，一个记入“历史上的今天”的日子，当120位基洛夫芭蕾舞团的团员结束在巴黎的公演，准备搭机飞往伦敦的时候，克格勃特工忽然挡在了纽瑞耶夫面前，阻止纽瑞耶夫登机，纽瑞耶夫随即被扣下来了。

 据纽瑞耶夫卷帙浩繁的传记资料记载，克格勃谎称是总书记赫鲁晓夫想再欣赏他的舞姿，克里姆林宫有一场重要的演出需要他去跳舞，以及其母重病，必须征调他回国。他预感到这是克格勃的阴谋，他坚信如果他被送回的苏联，他可能会被监禁，便假装同意。趁特工不注意的时候，他给克拉拉·珊特打了一个求救电话。据他自己的回忆：“当克格勃人员看见克拉拉在两名警察的陪伴下朝我走来时，他便立即采取了行动……他们用双手抓住我，试图把我拖进小房间去……但我挣脱了他。……那一瞬间，我全身的肌肉像灌了铅一样的沉重，而那一霎间又好像长过一万年。接着，我做了我一生中最长的、最惊心动魄的一次‘腾跃’，直接落到了那两个警察的身后。我气喘吁吁地喊道：“‘我想留下，我想留下。’”逃入机场酒吧內寻求法国警察的庇护。

翌日，纽瑞耶夫的照片上了西方各报头版，西方人对纽瑞耶夫的“叛逃”兴致勃勃，以为这是又一次“资本主义阵营的胜利”，并给这次“叛逃”取了个名字——通向自由的巴黎之旅。这是当年轰动西方世界的新闻，引起巨大反响。在冷战高峰期，西方世界將纽瑞耶夫的“投诚”视为反共宣传的一次大好机会。

 然而，叛逃后的纽瑞耶夫，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批评过苏联，强调他的叛逃与政治无关。很多人认为这是为了保护他的家人。也有人指出纽瑞耶夫是为了追求艺术创作的自由投奔西方，多数人没想到的是终极的理由则是——纽瑞耶夫的同性恋取向。

 同性恋在那时的苏联以法律的形式遭到禁止，一旦暴露将会判刑和流放。纽瑞耶夫在苏联期间已经与丹麦著名芭蕾舞大师埃里克·布鲁恩有固定的伴侣关系，他很怕被克格勃掌握。

纽瑞耶夫与丹麦芭蕾大师布鲁恩（右）是一对同性伴侣

 叛逃后的报道热过去，问题来了。当时，法苏关系良好，法国不愿两国关系因此事而恶化，故没给纽瑞耶夫居留权，也不准许他在巴黎国家歌剧院演出（因克里姆林宫警告法国当局，如留纽瑞耶夫在巴黎国家歌剧院，法国与苏联的文化交流将停止）。在最初一段时间里，虽然丹麦接受了他的政治避难，但是他生活和艺术方面困难重重，由于政治原因他只能加入私人剧团（合同期六个月）在几个地方小剧院、小舞台上表演，这时他同时收到了他父母和他的芭蕾老师的信，恳劝他不要背叛自己的祖国。但纽瑞耶夫去意已决。基洛夫芭蕾团在所有的记录上删去了纽瑞耶夫的名字，他彻底成了祖国的局外人。

 纽瑞耶夫叛逃后，苏联法庭对他进行了缺席审判，判处七年流放，而罪名之一就是同性恋。根据当年的庭审记录，法庭宣判纽瑞耶夫叛国罪，并搜出了他的情人布鲁恩写给他的情书。而与此同时，纽瑞耶夫正与克雷姆克热恋。克雷姆克当时是东德学芭蕾舞的学生、摄影爱好者，长相英俊，在列宁格勒时和纽瑞耶夫相逢时，年仅18岁，而21岁的纽瑞耶夫则是基洛夫芭蕾舞蹈团的新星。克雷姆克跟随着纽瑞耶夫游荡在列宁格勒的大街小巷，他拍下了纽瑞耶夫在剧院舞台上高高跃起的一瞬，纽瑞耶夫在镜头中的回眸充满着艺术家的叛逆气息。不久他们成為恋人、拜把兄弟，并发生了一段情感经历。此时感到异常孤独的纽瑞耶夫，给东柏林他的同性情人克雷姆克打了电话，克雷姆克的姐姐曾偷听到纽瑞耶夫与弟弟的通话，在电话里，纽瑞耶夫渴求他来巴黎，正当克雷姆克犹豫不决之际，几天后，柏林墙悄悄竖立起来，将他困在铁幕之内，余生摆脱不了东德秘密警察的监控。于是，他们在有生之年再也未能见面。克雷姆克在柏林墙的那一头有过两次与异性的婚姻，却都以破裂告终。他终日酗酒，1979年，克雷姆克遭秘密警察溺杀，年仅37岁。

 缺席审判的结果意味着只要纽瑞耶夫踏上苏联领土，就会遭到逮捕，致使此后的二十六年，纽瑞耶夫再也无法见到他的母亲。直到1987年，法丽达病危的时候，经当时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特批，以“看望后立即返回不得停留”为条件，允许纽瑞耶夫最后向弥留之际的母亲告别。而那一次，纽瑞耶夫的母校基洛夫芭蕾学校对他关上大门，不许这位享誉世界的毕业生进入。

 同时，苏联克格勃对纽瑞耶夫的“叛逃”实施了行动计划，这次行动也被称为“特别行动”。在他为西方演出公司进行的一场主要演出的晚上，他要出演的是《睡美人》中的“蓝鸟”角色，演出时他发现有人在干扰他的表演：“我刚一出场，就有人开始大喊大叫，几乎淹没了柴可夫斯基的乐曲声。我跳“蓝鸟”舞时，舞台脚灯根本照不到我身上，我很清楚是有一些共产分子企图破坏我的表演。我基本上听不到音乐，而且可以看到有人往台上扔碎玻璃片状的东西，但我还是坚持跳了下去。”克格勃初步的恐吓行动失败了。

 但克格勃从未放过对他的迫害，逼他发表诲过声明、回国。并常常让她的母亲在他临上台时给他打电话劝说，母亲在电话中向他哭诉，但从未问过他是否快乐，但当纽瑞耶夫告诉母亲他很快乐时，母亲只好沉默。

 后来，克格勃第一总局的主要领导还讨论制定了一个对付纽瑞耶夫的秘密计划，要打断纽瑞耶夫的一条或两条腿，使他从此上不了舞台。不过，由于原本就犹豫不决的、执行暗杀任务的杀手鲍格丹·斯塔申斯基的“叛逃”，致使克格勃针对居住在西方的背叛者展开的行动遭到了彻底失败。

 另一种传说则是赫鲁晓夫发布了暗杀纽瑞耶夫的命令。但是后来为何未能实施，还是一个谜。

 正当纽瑞耶夫处于困境的时候，他收到了英国皇家芭蕾舞团首席芭蕾舞大师芳婷女爵的邀请信，请他到倫敦参与一场慈善演出。

 本来这场为皇家舞蹈学院筹款的演出是要邀请乌兰诺娃的，可是乌兰诺娃因故不能来，严重影响到演出的阵容。正在发愁的时候，有人提出，不如让那个最近刚叛逃的小伙子来试试。芳婷觉得是个好主意，于是托人找到了纽瑞耶夫。没想到，纽瑞耶夫一开口就要和芳婷一起跳，被芳婷一口回绝。

 “他那么年轻，我跟他跳就像母羊和小羊跳舞一样可笑。”

 但是，看了纽瑞耶夫的表演后，芳婷在皇家芭蕾舞团团长德瓦洛娃夫人的倡议下，同意与纽瑞耶夫合作。

纽瑞耶夫為芳婷带来了敏锐的新灵感、新气息。由于芳婷在芭蕾界的崇高地位，舞团的同事不敢向她指出改进的意见，而年轻气盛的纽瑞耶夫就敢，而这些意见竟然被芳婷接受了，而且的确提高了芳婷的艺术表现力。这年，两人出演《吉赛尔》（Giselle），他们将近20岁的年龄差距完全没有成为障碍，观众疯狂叫，鲜花撒满舞台，他们不得不谢幕23次，最后一次谢幕时，纽瑞耶夫单膝跪地，亲吻芳婷的手。 世界舞蹈史上最伟大的一对搭档从此诞生了。

 从此以后，他们的表演也是场场爆满，有时表演后的掌声，延续得比舞蹈本身还长。因芳婷足足比纽瑞耶夫大了20岁，他们都有顾虑，代沟将阻碍他们演出的和谐，不过，让人没有想到，年轻的纽瑞耶夫为芳婷带来了新的活力，让她在年过40仍迎来了艺术的第二个春天，而芳婷则教会他读书、鉴赏和冷静，学会在西方生存。

1962 年， 德瓦洛娃夫人给纽瑞耶夫一份以首席舞蹈家的身份加入皇家芭蕾舞团的合约，成为该团永久特邀艺人。由于正处“冷战”时期，引起轩然大波。

《茶花女》剧照

1963年3月12日，皇家芭蕾舞团的弗雷德里克·阿什顿（Frederick Ashton），根据小仲马原著《茶花女》为纽瑞耶夫和芳婷度身订做了独幕芭蕾《玛格丽特和阿芒》，音乐配器采用的是李斯特的《B小调钢琴奏鸣曲》。 在这部浪漫的爱情故事里，观众为他们丝丝入扣的双人舞陶醉，演出结束时，回过神来的观众连续不断的掌声使得他们返场谢幕高达21次。

 就在芳婷与纽瑞耶夫的合作渐入佳境的同时，芳婷与提托的婚姻亮起了黄灯。芳婷察觉到提托数次与其他女人有染，两人渐行渐远，开始了离婚调停。由于芳婷／纽瑞耶夫在舞台上的成功，关于两人忘年恋的传闻愈演愈烈。

对此，芳婷至死否认。在1975年出版的自传中，芳婷完全否认与纽瑞耶夫有超越舞伴的关系，声称只有提托才是她唯一的爱人，对纽瑞耶夫有爱，而没有恋。而纽瑞耶夫的表述就比较暧昧，芳婷1991年病逝后，纽瑞耶夫留下了这样一段话：“她是我生活中唯一的女人，我本应娶她，与她共度余生。”据传，纽瑞耶夫还说过：“我有三个重要的人，两个男人，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芳婷。

否认芳婷／纽瑞耶夫情人关系的人也有相当充分的理由，即纽瑞耶夫是男同志。但是他身后曝光的种种绯闻表明，他的性向远比人们想象得复杂，他是有双性恋倾向的男同志。早在基洛夫芭蕾学校期间，他就与自己的恩师普希金夫妇双方都有特殊关系，而这夫妇俩彼此并不知道。

 英皇芭蕾舞团的同事也证言不止一次看见芳婷在演出结束后蹲在纽瑞耶夫更衣室的地上帮他收拾包括内衣在内的演出服饰，虽然这还勉强可以解释成一种母爱，但是还有不止一个人证实六十年代初，芳婷怀上了纽瑞耶夫的孩子，但是这个胎儿最终自然流产了，而这刚好与芳婷与提托进行离婚调停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

 2009年，BBC电视台根据重新发掘的证言拍摄了纪实故事片《玛歌》，其中出现了两人的激情画面，令芳婷的舞迷们大吃一惊。

 如果没有1964年发生在巴拿马大选后的一场“政治刺杀”，舞台上的王子和公主会不会有个世俗眼里皆大欢喜的结局呢？

 1964年6月8日，芳婷和纽瑞耶夫应小提琴大师梅纽因的邀请，准备在梅纽因例行的音乐会上表演由大师亲自伴奏的双人舞。排练结束刚回到旅馆，梅纽因夫人就向芳婷传达了惊人的消息：提托中弹，身负重伤。

 芳婷在世时无论她本人还是“正史作者”，都把此事描写成一场政治谋杀。但是真相却是，提托曾经的政治盟友阿尔伯托·吉米内兹与他在街头发生口角——因为提托的老毛病犯了，与吉米内兹的夫人有染，暴怒的丈夫于是向情敌开火。

 原本一心想与提托离婚的芳婷，立刻赶往巴拿马，并设法将重伤的提托运往英国治疗。虽然经过英国名医的救治幸运地保住了性命，但是提托高位截瘫，四肢麻痹，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余生。

 更严峻的问题是，提托在大选中曾借钱充当政治资金，这些债务必须偿还，加上治病和疗养的费用，形成一个天文数字。致使芳婷必须继续工作来应付困局。她奔波在病房和舞台之间，直到1979年，六十岁的芳婷宣告退休。

 “舞蹈史上最震撼人心的一对”结束了长达1 7 年的合作。 1979年，《纽约时报》专栏《搭档的故事》曾经如此追忆他们的表演：“世界上可能从来没有两位舞蹈家的结合像他们一样如此和谐、完满，硕果累累。”17年间，纽瑞耶夫和芳婷合演了超过26个角色。但是实际上芳婷退休后还应纽瑞耶夫的邀请登上过舞台。他们最后一次表演是1988年9月16日在《巴罗克三重奏》（Baroque Pas de Trois）中，芳婷69岁，纽瑞耶夫50岁。

芳婷退休后于1979年访华，回到了她童年时代生活过六年，并开始芭蕾生涯的地方。她还带来了英国BBC电视台的摄制组，将北京舞蹈学院演出的《卖火柴的小女孩》编入自传片中。

而在那之前的1983年，纽瑞耶夫开始经常感到乏力、盗汗，他的顾问医生诊断出这是在当时还非常罕见的艾滋病的早期症状。 后人往往将他的艾滋病和他复杂的双性性生活联系在一起。在私生活方面，纽瑞耶夫以性生活“丰富”而著称。一个表现是，他经常与（男）仰慕者交换裸照，并不时见面。尽管如此，他依然保持了几段相对较长的同性恋情，60年代游览丹麦时，他遇见了伟大的丹麦舞蹈大师埃里克·布鲁恩（Erik Bruhn），后成为他的恋人、最亲密的朋友和多年的保护者。前文提到的泰加·克雷姆克（Teja Kremke）；70年代跟导演沃拉凯·普特斯（Wallace Potts）；以及80年代跟芭蕾舞演员罗伯特·特拉西（Robert Tracy）。2003年1月30日的《卫报》发表了特拉西的访谈。“他曾经告诉我，当我躺在床上时，我就像油画里的爱人……鲁道夫说他有很多像我这样的男朋友。但最后，他只对和我一个人交往很满足。我也是。1979年，同性恋革命行将结束。我从未想到过他会选择排他性地和我在一起。我也有男朋友们，还有女朋友们。”1979年以后，纽瑞耶夫一直与特拉西在一起，除了8个月的分离外，一直到1993年纽瑞耶夫去世，他们没有分开。

 尽管艾滋病情日渐严重，纽瑞耶夫依然不肯休息治疗，一直极力否认，并拒绝服用“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抑制药物，像与时间赛跑一样奔波于不同的舞团，编演新的舞剧和扮演不同的角色，保持每年演出200-250场的记录。1985年，纽瑞耶夫接受中国中央芭蕾舞团团长戴爱莲的邀请访华，无偿为中芭排练了他编舞的《堂吉诃德》，那是他唯一 一次与中国芭蕾界的交流。

 退休后的芳婷回到了巴拿马，全心全意照顾轮椅上的提托。提托在瘫痪后又活了25年，完全是靠芳婷的精心照顾，例如他需要每晚翻两三次身，芳婷不假人手，亲力亲为。她驾车带提托旅行，出席音乐会，人们看见一代巨星就像一名护士一样，熟练地擦去提托嘴边流下的口水，附在他耳边，小声地念节目单给他听。其实人们明白，芳婷很清楚提托为什么会中枪，而她对这样一个不忠的丈夫仍然宽大为怀、不离不弃，无不为之动容。

 芳婷对提托的感情十分复杂，糅杂了依恋、渴求、嫉妒、怨愤、内疚、保护……也许，这样戏剧化的情感世界，才是芳婷艺术表现力的来源？无人知晓。

 1989年，提托辞世。这个在轮椅上生活了二十五年的花花公子，即使不良于行依然不改本色，在芳婷为筹措治疗费外出公演期间，依然雷打不动地与情妇幽会。提托死后不久，芳婷诊断出癌症晚期，已经为提托耗尽家产的芳婷，竟然拿不出医药费为自己治病。纽瑞耶夫此时也到了艾滋病晚期，他依然忍着病痛专程去巴拿马看望芳婷，为她支付医药费，陪她聊天。

晚年芳婷（右）

1991年2月21日，芳婷病逝于巴拿马城，与两年前逝世的提托合葬于能够俯瞰巴拿马运河的山丘之上。

芳婷最终选择与花心丈夫提托葬在一起，称她是最东方的西方女性，恐怕并不为过。

得知噩耗的纽瑞耶夫，独自一人在大西洋的小岛闭关一周来平复自己的悲痛。从1984年被诊断出感染艾滋病毒，到1993年1月他去世為止，纽瑞耶夫共被艾滋病折磨了12年以上，他直至去世前3个月才停止工作。这位芭蕾舞天才在塞纳河畔孤寂地逝去，艾滋病将这一舞蹈界最伟大的生命定格了，这离他55岁生日还差70天......遵照他的遗嘱，他的遗产大部分用于医学研究以及舞蹈事业。他的墓地，在巴黎附近的圣执讷维耶沃-德布瓦（Sainte-Geneviève-des-Bois）俄国人公墓，一如他在舞台上的表演，设计的非常华丽。坟墓的外形是用一块东方土耳其样风格地毯图案玛赛克镶嵌（纽瑞耶夫是一位纺织品的收藏家） 。

两人故去后天各一方，但是他们的传奇仍然为人们津津乐道，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部关于他们的影片或是传记问世。生命短暂，艺术长存，的确如此。

为这篇八卦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从日亚淘得一本已经绝版的芳婷自传旧书，竟然在扉页上看到了女神的亲笔签名（显然书的前主人不是她的朋友就是她的粉丝）。冥冥之中一定是有神力让我以这种方式与女神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