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五年级这年的寒假，母亲无暇陪我住在北大，于是将我托付给了她的好友、西语系法语专业的俞芷倩教授，借住在她在健斋的家中。但是白天，我几乎都是在朗润园13公寓德语教授张玉书家中度过的。

13公寓面对着朗润园的小湖，充满诗情画意

朗润园13公寓，季羡林先生的家就在一楼最右端

母亲安排我呆在张教授家里，其中一个目的是跟张夫人戴述姜老师（北大附中英语教师）学英语，没想到张教授抢在夫人之前，要求当我的英语老师。除了上英文课，就是跟他们的独生女张意（现人大德语系主任教授）玩在一起。

今天，位于燕园最北端的这座公寓，已经被赋予了一种神奇的色彩。尤其是它的一楼曾经住过季羡林先生。可是当时我并不知道季先生何许人，而是先认识了他的那只虎斑猫（曝光率超高的白猫是后来才有的），一有空就跑到楼下，朝他一楼的窗口张望，盼着猫爬到窗台上晒太阳。很多次看到季先生坐在窗边，惬意地抚摸着猫的脊背，而猫也十分配合地眯起眼睛，享受主人的疼爱。那时我也只知道那老者是猫的主人，至于别人说他是什么大教授，我是完全没有兴趣的。根本想不到若干年后，我成了季先生创办的东语系的学生。

张教授的家也常常来一些我觉得有趣的客人。某天来了一个样貌憨厚，肤色黝黑的老者，张教授叫他“老田头”，我便想当然以为是他下放时认识的老农。回家后我告诉母亲：“张叔叔还有农民朋友，叫‘老田头’。”母亲忍俊不禁，说那个“老田头”就是田德望教授，留学意大利的文学博士，人不可貌相，田教授的学问可大了！

某天黄昏，张家敲门声响起，开门一看，竟是一个外国老太太。老太太看上去年过古稀，步履已经有些蹒跚，不知她怎么奋力爬上五层楼的。她用德语和张教授聊天，面对张夫人则极自然地转换成英语，离开时留下一大糖果、饼干等花花绿绿的零食。

“这老太太是谁呀？”我问张夫人。“是张叔叔大学时代的老师赵林克娣（北大师生用德语称她Frau.Zhao） “老师爬五层楼上门看学生？”“是啊！在她心目中每个学生都是她的孩子，妈妈看孩子不会介意爬五层楼。虽然我们也常去看她，可是她非要礼尚往来。看见了吗？她知道张叔叔喜欢吃零食，就给他带来啦，那可不是给张意的。”

隔年，张家搬到中关园，数年后又迁至畅春园的教授楼，令我惊讶的是，无论是在中关园还是畅春园，我都邂逅了带着大包零食上门探望学生的Frau.Zhao，只是一次比一次苍老，步履一次比一次蹒跚。

母亲告诉我，Frau.Zhao的先生赵锡麟是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的名教授，冶金专家。早年留德，两人相识相恋，二战结束后双双携子女回到中国，Frau.Zhao五十年代就加入了中国国籍。后来赵教授因为妄议苏联专家被打成右派，整整当了21年图书馆管理员（另有一说是，赵教授在图书馆的工作其实是扫厕所），最近（1978年）才获得平反，Frau.Zhao和两个孩子也是历尽坎坷，Frau.Zhao脸上甚至留下了红卫兵射出仇恨的子弹留下的疤痕（所幸欧洲人宽大的眉骨挡住了眼球）。

赵林克娣教授和与她相濡以沫的丈夫赵锡麟教授

Frau.Zhao的另一名弟子赵鑫珊教授的回忆录《我是北大留级生》里，关于Frau.Zhao,还有这样的描写：“赵太太是个人道主义者，从头到脚，充满了人情昧。

　　班上耿义顺同学是个调干生，已婚。有一回，他儿子满月，赵太太特意送他一个洋娃娃和一袋糖，以示祝贺，由此可见她的爱心。

　　1955年冬，期终考试，外面下雪，赵太太给我们每个考生（共20个）发一块牛奶糖，说：“给你们增加一点热量！”

　　她天性开朗，能歌善舞。有几首德国民歌，我便是从她那里学来的。有几回我们抽空跑到钢琴房去，她自弹自唱，我也附和着几声。“

“在她和我的师生关系中，还有点母与子的成分。她比我母亲的岁数估计大三五岁。记得有一次，我的纽扣掉了，她替我缝上。这个细节，这个镜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2005年，Frau.Zhao驾鹤西去，享年99岁。我从没上过她的课，却有幸数次遇到她，亲眼见证一个像中国人一样爱中国，像母亲爱孩子一样爱学生的德裔老师，如何在古稀之年爬楼梯（那时北大的宿舍楼都没有电梯）去看望学生的。

 独自在燕园“游学”的日子里，需要给母亲打电话时，我会敲响13公寓二楼的一个房门。母亲嘱咐过我，这家的主人叫张学书，听说是校领导，整个公寓没有公用电话，约定俗成的解决办法就是借用张校长的电话。

记得电话就在张校长的书桌一角，我借用电话的时候，看见他的桌上总是堆满了书报和文件，一望而知他虽然在家却正在工作，每个电话对他都是一种打扰，但是戴着黑色宽边眼镜的张校长从来都是挂着温和的笑容，没有任何不耐烦的神情。想起有时打来的电话还需要他楼上楼下去传呼，这对一个要在家办公的人是多么大的负担！多年后想起此事，我不禁觉得，换了我，真是宁可把这电话撤走。

80年代，探望冯友兰教授（右二）的张学书副校长（左二）

那时的我，对“领导”也没什么概念。何况我几次听见母亲打电话到张学书家里，一开口就是：“张学书吗？麻烦你能让张玉书接一下电话吗？”这样直呼其名，我感觉不像群众和领导说话。

有时候会闹出“独子笛奏”式的笑话：“张玉书吗？麻烦你能让张学书接一下电话吗？”当然，接下来就是话筒内外的大笑。

 我问母亲：“张玉书和张学书名字只差一个字，是兄弟吗？”

“不是。”

“那为什么住楼上楼下呢？”

“偶然吧，也许是缘分！”

后来由于一次半夜急救，这缘分更深了。

某日深夜张玉书哮喘发作，病情危急，在没有手机也没有座机的时代，要叫救护车只好半夜去敲楼下张学书的门，借用他的“公用电话”，才及时得救。

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里，也有关于他与张学书的往事。“史无前例”开始不久，季先生和其他“黑帮分子”一起遭批斗和殴打，直到血肉模糊，被人扔到煤厂的门外。是一起挨批斗的张学书和另一名老师去把他背回家中。其实，张学书当时也遭打伤，一只耳朵被打聋，一只眼睛被打坏。季先生所写““这种在苦难中相濡以沫的行动，我三生难忘”，应是肺腑之言。

我考上北大以后，张学书仍然是北大的副校长。不过那时北大教师宿舍已经普遍用起了分机电话，张校长肯定不用再为传呼电话劳神了。比起丁石孙校长和王学珍书记，他的知名度显然不那么高，也不大引起同学们的关注。而我之所以记得他，还是因为在十三公寓多次借用他的电话的缘故。

2002年，我收到了北大同学转来的讣告，张校长在这年八月不幸逝世。从讣告中我才知道，张校长自1957年调任北大，直到1994年离休，在北大工作了整整37年，37年是什么概念？今天算来，相当于超过了百廿校龄的四分之一。而任职北大的大部分时间里，张校长都是全校行政系统的最高负责人，懂得那个时代社会生态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行政人员地位高于业务人员，而且信奉“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而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身为老革命、老干部的张学书不随波逐流，无论身处顺境或逆境，一以贯之尊重知识、平等对待身边每一位知识分子，他也应该是北大校史中应该被永远尊敬和铭记的校长。

自从张玉书夫妇80年代初搬出13公寓，我就极少再去造访。最后一次，是1995年冬陪同母亲以学生的身份探望季羡林先生，给他带去我当时尚未付梓的书稿，听了季老一番鼓励的话，然后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他的两只闻名遐迩的大白猫。

没想到，那是和季老的最后一面。

从此，朗润园13公寓，算是正式封存在我的北大记忆库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