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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夏冰:燕园 1978年冬 朗润园13公寓,那些人,那些事

小学五年级这年的寒假,母亲无暇陪我住在北大,于是将我托付给了她的好友、西语系法语专业的俞芷倩教授,借住在她在健斋的家中。但是白天,我几乎都是在朗润园13公寓德语教授张玉书家中度过的。

13公寓面对着朗润园的小湖,充满诗情画意

 

朗润园13公寓,季羡林先生的家就在一楼最右端

母亲安排我呆在张教授家里,其中一个目的是跟张夫人戴述姜老师(北大附中英语教师)学英语,没想到张教授抢在夫人之前,要求当我的英语老师。除了上英文课,就是跟他们的独生女张意(现人大德语系主任教授)玩在一起。

 

今天,位于燕园最北端的这座公寓,已经被赋予了一种神奇的色彩。尤其是它的一楼曾经住过季羡林先生。可是当时我并不知道季先生何许人,而是先认识了他的那只虎斑猫(曝光率超高的白猫是后来才有的),一有空就跑到楼下,朝他一楼的窗口张望,盼着猫爬到窗台上晒太阳。很多次看到季先生坐在窗边,惬意地抚摸着猫的脊背,而猫也十分配合地眯起眼睛,享受主人的疼爱。那时我也只知道那老者是猫的主人,至于别人说他是什么大教授,我是完全没有兴趣的。根本想不到若干年后,我成了季先生创办的东语系的学生。

 

张教授的家也常常来一些我觉得有趣的客人。某天来了一个样貌憨厚,肤色黝黑的老者,张教授叫他“老田头”,我便想当然以为是他下放时认识的老农。回家后我告诉母亲:“张叔叔还有农民朋友,叫‘老田头’。”母亲忍俊不禁,说那个“老田头”就是田德望教授,留学意大利的文学博士,人不可貌相,田教授的学问可大了!

 

某天黄昏,张家敲门声响起,开门一看,竟是一个外国老太太。老太太看上去年过古稀,步履已经有些蹒跚,不知她怎么奋力爬上五层楼的。她用德语和张教授聊天,面对张夫人则极自然地转换成英语,离开时留下一大糖果、饼干等花花绿绿的零食。

 

“这老太太是谁呀?”我问张夫人。“是张叔叔大学时代的老师赵林克娣(北大师生用德语称她Frau.Zhao) “老师爬五层楼上门看学生?”“是啊!在她心目中每个学生都是她的孩子,妈妈看孩子不会介意爬五层楼。虽然我们也常去看她,可是她非要礼尚往来。看见了吗?她知道张叔叔喜欢吃零食,就给他带来啦,那可不是给张意的。”

 

隔年,张家搬到中关园,数年后又迁至畅春园的教授楼,令我惊讶的是,无论是在中关园还是畅春园,我都邂逅了带着大包零食上门探望学生的Frau.Zhao,只是一次比一次苍老,步履一次比一次蹒跚。

 

母亲告诉我,Frau.Zhao的先生赵锡麟是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的名教授,冶金专家。早年留德,两人相识相恋,二战结束后双双携子女回到中国,Frau.Zhao五十年代就加入了中国国籍。后来赵教授因为妄议苏联专家被打成右派,整整当了21年图书馆管理员(另有一说是,赵教授在图书馆的工作其实是扫厕所),最近(1978年)才获得平反,Frau.Zhao和两个孩子也是历尽坎坷,Frau.Zhao脸上甚至留下了红卫兵射出仇恨的子弹留下的疤痕(所幸欧洲人宽大的眉骨挡住了眼球)。

 

赵林克娣教授和与她相濡以沫的丈夫赵锡麟教授

Frau.Zhao的另一名弟子赵鑫珊教授的回忆录《我是北大留级生》里,关于Frau.Zhao,还有这样的描写:“赵太太是个人道主义者,从头到脚,充满了人情昧。

 

  班上耿义顺同学是个调干生,已婚。有一回,他儿子满月,赵太太特意送他一个洋娃娃和一袋糖,以示祝贺,由此可见她的爱心。

 

  1955年冬,期终考试,外面下雪,赵太太给我们每个考生(共20个)发一块牛奶糖,说:“给你们增加一点热量!”

 

  她天性开朗,能歌善舞。有几首德国民歌,我便是从她那里学来的。有几回我们抽空跑到钢琴房去,她自弹自唱,我也附和着几声。“

 

“在她和我的师生关系中,还有点母与子的成分。她比我母亲的岁数估计大三五岁。记得有一次,我的纽扣掉了,她替我缝上。这个细节,这个镜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2005年,Frau.Zhao驾鹤西去,享年99岁。我从没上过她的课,却有幸数次遇到她,亲眼见证一个像中国人一样爱中国,像母亲爱孩子一样爱学生的德裔老师,如何在古稀之年爬楼梯(那时北大的宿舍楼都没有电梯)去看望学生的。

 

 独自在燕园“游学”的日子里,需要给母亲打电话时,我会敲响13公寓二楼的一个房门。母亲嘱咐过我,这家的主人叫张学书,听说是校领导,整个公寓没有公用电话,约定俗成的解决办法就是借用张校长的电话。

记得电话就在张校长的书桌一角,我借用电话的时候,看见他的桌上总是堆满了书报和文件,一望而知他虽然在家却正在工作,每个电话对他都是一种打扰,但是戴着黑色宽边眼镜的张校长从来都是挂着温和的笑容,没有任何不耐烦的神情。想起有时打来的电话还需要他楼上楼下去传呼,这对一个要在家办公的人是多么大的负担!多年后想起此事,我不禁觉得,换了我,真是宁可把这电话撤走。

 

80年代,探望冯友兰教授(右二)的张学书副校长(左二)

那时的我,对“领导”也没什么概念。何况我几次听见母亲打电话到张学书家里,一开口就是:“张学书吗?麻烦你能让张玉书接一下电话吗?”这样直呼其名,我感觉不像群众和领导说话。

 

有时候会闹出“独子笛奏”式的笑话:“张玉书吗?麻烦你能让张学书接一下电话吗?”当然,接下来就是话筒内外的大笑。

 我问母亲:“张玉书和张学书名字只差一个字,是兄弟吗?”

“不是。”

“那为什么住楼上楼下呢?”

“偶然吧,也许是缘分!”

 

后来由于一次半夜急救,这缘分更深了。

 

某日深夜张玉书哮喘发作,病情危急,在没有手机也没有座机的时代,要叫救护车只好半夜去敲楼下张学书的门,借用他的“公用电话”,才及时得救。

 

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里,也有关于他与张学书的往事。“史无前例”开始不久,季先生和其他“黑帮分子”一起遭批斗和殴打,直到血肉模糊,被人扔到煤厂的门外。是一起挨批斗的张学书和另一名老师去把他背回家中。其实,张学书当时也遭打伤,一只耳朵被打聋,一只眼睛被打坏。季先生所写““这种在苦难中相濡以沫的行动,我三生难忘”,应是肺腑之言。

 

我考上北大以后,张学书仍然是北大的副校长。不过那时北大教师宿舍已经普遍用起了分机电话,张校长肯定不用再为传呼电话劳神了。比起丁石孙校长和王学珍书记,他的知名度显然不那么高,也不大引起同学们的关注。而我之所以记得他,还是因为在十三公寓多次借用他的电话的缘故。

 

2002年,我收到了北大同学转来的讣告,张校长在这年八月不幸逝世。从讣告中我才知道,张校长自1957年调任北大,直到1994年离休,在北大工作了整整37年,37年是什么概念?今天算来,相当于超过了百廿校龄的四分之一。而任职北大的大部分时间里,张校长都是全校行政系统的最高负责人,懂得那个时代社会生态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行政人员地位高于业务人员,而且信奉“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而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身为老革命、老干部的张学书不随波逐流,无论身处顺境或逆境,一以贯之尊重知识、平等对待身边每一位知识分子,他也应该是北大校史中应该被永远尊敬和铭记的校长。

 

自从张玉书夫妇80年代初搬出13公寓,我就极少再去造访。最后一次,是1995年冬陪同母亲以学生的身份探望季羡林先生,给他带去我当时尚未付梓的书稿,听了季老一番鼓励的话,然后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他的两只闻名遐迩的大白猫。

 

没想到,那是和季老的最后一面。

 

从此,朗润园13公寓,算是正式封存在我的北大记忆库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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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冰 夏冰

生于北洋,学于东洋,
居于南洋,趣在西洋。
曾经的国际媒体人,
永远的波希米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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