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暑假，母亲向单位请了一个月的进修假，又跟北大西语系的前同事借了一间宿舍，带我回到了燕园。从这年起直到我考进北大，几乎年年寒暑假，母亲都要做这样的安排。当时我的理解是母亲虽然离开了母校，但是心心念念还是这个校园，就像她的另一个娘家，不经常回来住住便无法化解乡愁。

一天，我游泳回来，母亲很高兴地告诉我，她偶遇西语系的德语教授严宝瑜伯伯，严伯伯欢迎我们今晚到他家去听贝多芬的交响乐，然后十分严肃地叮嘱：“但是你千万别在外面乱说听交响乐的事啊！”我不知道贝多芬是谁，但是听到过“交响乐”这个词，不久前，哥哥在家里的电唱机上放一种很奇怪的音乐，似乎是从哪里借来的旧唱片，受到过父母的严厉警告：“你要听交响乐就用耳机，不然你那快嘴妹妹到处乱说，惹上居委会就麻烦了。”

我从谈话的内容隐约明白了，“交响乐”是不被允许的东西，偷听让人抓到便是大祸临头。

我所不知的是，1974年，“四人帮”意在杯葛周恩来总理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西方古典乐等“无标题音乐”和跟孔子、林彪八竿子打不着的的贝多芬也躺了枪。虽然四人帮几个月前倒了台，但是，可怜的贝多芬还没得到平反昭雪，听交响乐仍然是“违禁行为”。

1977年是贝多芬逝世150周年，本来中央乐团希望演奏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作为纪念，结果层层上报，最终是中央政治局开会才拍板批准，演奏是演奏了，但是曲目竟然不敢印在节目单上，变成一次半地下的非正式“平反“。在社会上，西洋古典乐还是禁区。

傍晚，我和母亲早早吃过晚餐，赶往燕东园的严宅。严伯伯不仅是母亲在西语系时代的同事，更是我的大姨和大姨丈在清华大学求学时代的师兄，因此在同事的友谊之上还多了一层亲情。

严府位于燕东园的一座爬满常春藤的小楼的二楼，夏日的黄昏，室内的光线已经十分黯淡。严伯伯和严伯母满面笑容地到门口来迎接我们，他们和我母亲按照西方人的习惯，相互热烈拥抱而不是握手，让我看得一脸错愕。

严伯伯爬上自家的阁楼，拿出他准备这晚欣赏的黑胶唱片。他不无得意地说：“我在东德留学的时候，省吃俭用买了七十多张唱片，躲过文化大革命，竟然一张都不少。”

母亲羡慕地说：“我从法国带回来的唱片，交响乐、歌剧，可是被砸到一张不剩啊！早知道得跟您取取经。”

“藏宝贝，那是有秘诀的啊！”严伯伯笑说。

母亲用夸张的舞台腔，学着电影中的台词应道：“是啊，共产党员藏起来的东西，谁也找不着！更别说是老地下党员呢。藏这么多唱片，可是比藏密电码（样板戏《红灯记》的梗）难多了。”

又是一阵大笑。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学德语吗？是因为贝多芬。”严伯伯应母亲的要求，先讲解一下这个神秘的贝多芬。

抗战时期的重庆，还是一名高中生的严宝瑜，偶然听到音乐老师播放的《田园交响曲》，那时环境艰苦，连手摇唱机的钢针都买不到，只好用一根竹针代替。就是这根竹针播放的音质乏善可陈的交响乐，感染了一颗年轻的心。 考入西南联大以后，外语系学生除了英语还要选修一门第二外语，多数青年学子出于对纳粹德国的愤恨，不愿选修德语，而严宝瑜却因为贝多芬，踏入了德语文学的世界。

1956年，严宝瑜作为中国艺术团的随团翻译访问欧洲时，在维也纳贝多芬像前留影。

讲起贝多芬的一生，已经年过半百的严宝瑜眼里闪烁的是一个青年学子的神彩。那时我还只是一个小学三年级学生，除了革命歌曲，完全没接触过其他的音乐，更是第一次遇到这样一位对西方音乐如此着迷的长者。

“知道音乐有多神奇吗？文革的时候我被揪出来，他们批斗我，对我拳打脚踢，血肉横飞的时候我就在心里默念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和弦，竟然感觉没有那么痛——“

早前，我已从此时萌芽的伤痕文学里读到类似的情节，但是听到亲历者的述说，还是第一次，而且出人意料地云淡风轻。也许正因如此，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忘记了伤痕小说的悲情描写，却牢牢记住了这段话。

到了播放唱片的时间，严伯伯嘱咐夫人一定关好全部的门窗，并放下了窗帘。夏日的夜晚，房间显得有些闷热。我不禁脱口而出：“严伯伯，我们这像是要印《挺进报》。”

这冷不丁一句话让严伯伯愣了一下，母亲连忙解释：“丫头最近在读《红岩》，满脑子都是地下工作者。”

“哈哈，是啊，是啊。解放前进步青年印传单也是要这样的啊！”

那晚，严伯伯给我们准备的两张唱片，是贝多芬的第六《田园交响曲》和钢琴奏鸣曲《热情》。

严宝瑜抗战时期因《田园交响曲》爱上了贝多芬的音乐，这部交响曲也成了我迷上古典音乐的开端。

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热情》因为列宁的加持而有幸最先获得解禁

时过境迁，我才悟出，选这两支乐曲不是随意为之，而是经过考量的。

《田园》是严宝瑜爱上古典乐的开端，只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它也是1973年费城交响乐团访华时应中方的要求演奏的曲目，理由是和原定的《命运》相比，它的政治敏感度没有那么高。而《热情》已经以“列宁喜爱的音乐作品”的名义，由中央电台广播过，到底是地下工作者出身的严伯伯，已经对被“觉悟高”的邻居举报做了充分的准备。

时长四十多分钟的《田园》，因为担心“打扰”到邻居，音量只能控制在能够听见的程度，完全不能和发烧音响听到的效果相比。但是经过严伯伯的讲解，它变得如诗如画，乡野风光、溪流潺潺、鸟语花香、雷电交加、雨过天晴，竟然可以用乐曲来描绘。音乐不仅可以用耳朵听，还可以让人“看见”、“想到”！

赴德国讲学期间，严宝瑜亲自探访了贝多芬获得灵感的溪流

“你可能想象不到，贝多芬因为生病，耳朵失去了听觉，他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在耳朵全聋的情况下写的。他在这样困苦的状态下没有怨天尤人，他热爱大自然，讴歌大自然，梦想着人类大同。下次，你一定要听听第九交响曲里的合唱《欢乐颂》。“严伯伯低声用德语吟唱起席勒的原诗，还用中文翻译了一遍。那时的我，并不能理解这首诗的深意，但是这样的音乐，这样的精神境界，在我看来是那么神圣而富于魅力。

夜晚，我和母亲披着月色，一路走回位于未名湖北岸的健斋。那是一个满月之夜，月光将湖心的石舫映照得晶莹剔透，夜风吹来，夹着松木的清香，所谓美丽的燕园之夜，大抵如此。大约是因为时隔十数年终于和自己喜爱的音乐重逢，母亲兴奋得像个孩子，见四下无人，便用她的女高音哼唱起《田园》第五乐章“天霁后牧羊人感恩之歌”的主旋律，我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起来。

《田园交响曲》第五乐章“天霁后牧羊人感恩之歌”的总谱

 无论过去多少年，我都不会忘记在燕东园的那个夜晚，不能忘记严伯伯谈起贝多芬和他的音乐时眼里闪烁的光芒，在那个窗门紧闭偷听音乐的夜里，我的心里却打开了一扇窗，通向广袤无际的世界，而且谁都无法将它关上。

“我好喜欢严伯伯家的音乐！明天我们可以再去听吗？“我问母亲。

母亲吃惊地看着我：“你一个小孩，会这么喜欢交响乐吗？可是，现在全北大的人都在拼命要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严伯伯工作很忙，不方便总去打扰。“

“那么我们下次什么时候可以去呢？“我有些着急。

“一年一次还是可以的。“ 母亲想了一下，回答。

“一年一次的话，一次听两张唱片，那么严伯伯的七十多张唱片，要听至少35年！等听完我比你现在都老了。“我真的感到很失望。

“我想想办法，不让你等三十五年。“

果然，天无绝人之路。她想到既然电台能播出“列宁喜爱的音乐作品“，那说明电台的资料库里还是保存了”封资修“的音乐资料。于是找到在中央电台做音乐编辑的表舅母丁朝原，请她在时间方便的时候帮我们转录一些古典音乐作品。表舅母立即慨然应允，但是接下来问题来了，转录使用的卡式录音带，在当时的中国尚属贵重物品，一般平民很难买到质量较好、适合录制音乐的外国原装带。于是母亲向她的各路专攻洋文的朋友们求助，请他们出国回来不要买丝袜、圆珠笔，一定要带卡式录音带。

就这样聚沙成塔，竟然攒起了几十个卡式带，靠朝原舅母的帮助，基本还原了在“史无前例“当中灰飞烟灭的收藏曲目。用砖头式卡式录音机听古典乐，成了我每周最大的享受。

77-79年间的中国，仿佛时针走得特别快。到了1978年后半年，西洋古典乐的曲目陆续出现在中央乐团的节目单上了，79年3月，小泽征尔率领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母亲很早就托文艺界的朋友领到了两张宝贵的现场演出票。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观看西洋古典乐的现场演出，而且还是由世界顶尖乐团呈现，母亲担心我不懂音乐会的礼仪，在外国人面前出丑，提前两个月耳提面命。例如，要穿整齐的衣服，音乐进行中不许说话、咳嗽、擤鼻涕，乐章之间不能鼓掌，要等全部演奏结束才能鼓掌等等，直到我倒背如流，她才放了心。

那时的北京，连个适合演奏交响乐的音乐厅都没有，中央乐团用的是为歌舞表演设计的民族宫礼堂，让波士顿交响乐团在那里演奏有些说不过去，于是在设备更好一些的计委礼堂（红塔礼堂）临时装了几块反射板，勉强达到了演奏交响乐的要求。

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演出的节目单，这份节目单纸质、印刷都十分精美，据说当时中国大陆还达不到这样的制作水平，是特意拿到香港去印制的。以毛笔字书写中文也十分别致，而且是繁体字、第一代和第二代简体字混用。

节目单中的首席演奏家合影

那是一场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来说都是历史性的公演。最早的消息，是由正在访问美国的邓小平亲自公布的，公演第一天，邓小平和宋庆龄亲临现场，并且在演出结束后接见了乐团的主演。还在偷听状态的古典乐迷，看到这情形才算真正放下悬着的心，相信几年前还在受批判的贝多芬，确实是彻底平反昭雪了。

邓小平、宋庆龄在演出结束后与小泽征尔及其母亲合影，对中国古典乐迷意义重大的历史瞬间

虽然剧场的硬件差强人意，但是小泽征尔激情澎湃的指挥之下，乐团的演奏让十多年没看过外国乐团演奏（1973年费城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没有公开）的中国观众完全陷入了癫狂状态，一曲奏完，仅用“排山倒海的掌声”都无法形容那种气氛，每个人都使出了全身力气鼓掌喝彩，我连自己的手都拍红了，到第二天红晕也没有散去。我想，那不仅是对精彩的演出表达感激，更是经过漫漫长夜之后终于获得身心解放的人们，需要这样一个机会挥洒由衷的喜悦。

九年后的1986年，我成了北大的一年级新生。从这年九月起，校方按照严宝瑜教授的建议，设立了艺术教研室，开设了严教授亲自授课的古典音乐欣赏公共课，开课第一天，课室一下子涌进600多人，把课室里的花盆都打翻了。

不仅如此，欣赏古典音乐已经是北大校园生活的一部分。开学第一天，校园的音乐节目里传来克莱德曼演奏版的《欢乐颂》，那就是大学广播站的王牌节目——“未名湖畔音乐欣赏”的开始曲。它也是每周播出时段最长的专题节目，在追捧这个节目一年多以后，由于负责制作的师兄毕业，我应征这个空缺竟然获得录用，当年偷听贝多芬的小女孩，可以光明正大地通过全校的广播系统介绍古典音乐了。

第一次编辑节目，我情不自禁“假公济私”选取了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纪念1977年的那个仲夏之夜，我与贝多芬和交响乐美丽的相遇。我一直深信那是人生中最重要的相遇之一， 从那时起，灵魂有了音乐相伴，无论远行何方，都不会孤独。

（谨以此文献给母校北京大学百廿校庆，并致敬我的音乐启蒙老师严宝瑜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