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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夏冰:1976,京城“抗”震记(中)

 过了段时间,我还偷听到父亲对母亲说,唐山的灾情太严重了,那么多钢筋水泥的建筑倒了,又没有专业的救灾工具,解放军战士只好用自己的手去搬,效率很低,一些地震时还活着的人,因为来不及救出来死在废墟里。他看到驻外使馆送来的报告,西方国家都有先进仪器,工人师傅进中南海报信以前,美国的监测机构就观测到地震了。英国、日本申请来中国帮助救援,而且具体说了他们会使用哪些先进的救援设备。最意外的是跟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以色列,要求捐一笔巨款救灾。“当然中央全都给他们顶回去了。中央说了,帝国主义国家派来救援的人难道不都是特务吗?他们假装救灾,搜集我们的情报,颠覆我们的国家,那还了得。以色列搞犹太复国主义,他们出钱帮中国救灾是要瓦解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反帝反殖统一战线,绝对不能答应的。”

 

母亲听了这些似乎非常气愤:“就为了这些,唐山死多少人都不要紧?”父亲连忙制止她:“你小声点!被丫头听去到处乱说,还了得?”丫头指的是我,我的嘴是全家戒备的对象。不过那时我已经多少知道哪些话题是惹祸的、犯忌的,例如这天偷听的话,我知道说出去就是反革命,从没对外人说起过。 

 

一天,母亲一个法语界的朋友前来串门,他当时的夫人在新华社摄影部,知道唐山的真实情况。客人不敢大声说,但我还是偷听到了几句:“记者从唐山拍回来的照片都惨不忍睹,这个城市几乎平了。新华社的同事们一边看片子一边哭,可上边有指示,这样的照片一律不准发。”果然,传说中的这些照片,直到四十年后,我才在网上看到。这时它们不再是新闻照片,而是历史照片了。

 

变成了历史照片的新闻照片

1976年7月的中国电视,每天晚上照例轮播八个样板戏,仿佛唐山什么都没发生。 

 

因为院子不够大,我所在的小学开放了操场,供附近居民搭帐篷,于是我们两家合搭的塑料布帐篷也搬到了那里。两家十口人,挤在狭小的空间里过夜,在成人看来完全没有隐私,可是小孩却觉得其乐无穷。我和小冬经常夜里不睡觉,约上其他小伙伴,挨个品评各家的帐篷里飘出来的鼾声,并且评出冠亚季军。

 

但是住帐篷更多的是麻烦。首先是塑料布帐篷晴天闷热,雨天漏雨,刮风天又倒了几次,几乎每天都要维护帐篷,大病未愈的母亲体力不支,发起了高烧,右手肿得像发糕一样,但是还是要“小车不倒只管推”,照顾一家人的吃喝。

 

市面上的供应越来越差,听说物资被送去给唐山人民了,北京人民多少要将就一下。我终于想通了,解放军去给唐山人民发食物忙不过来,顾不上北京了,也就不再傻等下去。去合作社排队买菜成了我的日课,连过去不用排长队的蔬菜也需要排长队才能买到了。

 

凭票证过活的年代,每户每个月只供应两斤鸡蛋,一斤白糖,两斤肉,现在就是拿着肉票也买不到肉,两斤鸡蛋平时舍不得吃,只有来了客人或者家里有重病人的时候才能抠抠索索地拿两个出来炒,炒的时候还要加很多番茄,不然装不满一盘。外公的口头禅就是“比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强多了”,我出生的时候“三年自然灾害”已经过去,据说是苏修逼债,害得中国必须把粮食送去还债,老百姓不够粮食吃,我对“三年自然灾害”最直观的印象是1961年的全家福,每个人的颧骨都是凸出的。 

 

大约一个月都没有肉供应,眼看肉票都要过期了,合作社卖肉的摊位还是空空如也,原本负责卖肉的售货员都去帮忙卖菜了。虽然是夏天,蔬菜的品种也没有过去多,母亲拿出家里收藏的“备战备荒”肉松,给我夹在馒头里,算是摄入了蛋白质。有一天,一个消息灵通的邻居说,合作社早晨会进一批豆腐,但非要一早排队才能买到。母亲于是把排队的任务交给我,酬劳是买到豆腐一定让我多吃一些。

 

第二天早晨,我兴高采烈地拿着盛豆腐的铝制饭盒,跑到合作社去排队,因为去得早,排在了第三个。到了七点多钟,一辆130小卡车真的停在合作社门口,没错儿,是豆制品厂的车,车上卸下来五六箱豆腐,白白嫩嫩地,还冒着热气,而我身后已经排起了壮观的长龙。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卖豆腐的消息竟然传播得如此迅速有效。 

 

已经一个多月没吃到肉的人,看见豆腐的第一反应是感觉那跟肉是一样的,我高兴得心突突直跳,捧着一饭盒的豆腐跑回家,眼巴巴等着母亲把它做成红烧豆腐。这样的体验也帮助我在安徒生童话解禁之后,毫不费力地理解了卖火柴小女孩何以从火柴光里看到了烤鹅。后来我无论买什么特别美味的食物,都没有地震后第一次买到豆腐的那种深刻的欣喜和成就感。 

 

过了几天,消息灵通的邻居又来通报,合作社终于有肉卖了,这回是一批肉末,不用肉票,但是每家只许买五角钱的。这消息比卖豆腐更具有爆炸性,我拿了五角钱直奔合作社的路上,只见每个住宅楼里都奔出一些人,一路小跑赶往合作社。很快合作社外面排起了一条壮观的长龙。那个时代合作社的长龙是一种常态,买黄花鱼、胖头鱼有长龙,冬储白菜有长龙,冬季偶尔进了一批土豆(北方人对马铃薯的称谓)也有一条长龙。我从四岁起就是家里的排队专业户,在我心目中,稍稍有点品质的食物都是通过排队才能得到的。 

 

这么长的队,哪怕一家只买五角钱的肉末,排在后面的人仍然有买不到的危险。还好我们这里多数是国家机关的家属,并不是完全的陌生人,还要顾及面子,所以秩序并不差。还有人一本正经告诉大家,这批肉是毛主席关怀首都人民,特别指示调集的。听了这番话,我在心里又多喊了几遍“万岁”,然后安下心来继续排队。 

 

大约等了将近两个小时,轮到我的时候,肉盆子里还有小半盆。我把攥得发烫的五角纸币递过去,仿佛已经闻见了久违的肉香。售货员把五角钱的肉馅包在纸里递给我,其实只有我的拳头大小,但是无论如何今晚是有肉吃了——托毛主席的福! 

 

晚餐的桌子上出现了一盘肉末炒包菜,虽然包菜多肉末少,但是有肉香的包菜和清水煮的完全不同,外公和母亲都不肯下筷子,让我和大哥吃够,外公还特意把肉末挑出来夹到我的碗里。至今我仍然认为那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肉菜。 

 

一个月后,小学重新开学了。因为担心上课时间忽然发生地震无法逃脱,学校改成复式班,两个班级分成上下午轮流使用一楼的课室。

  开学第一天的语文课作业,就是关于唐山地震的作文。命题作文一贯是我头疼的,于是像往常一样,去跟母亲讨主意。母亲随口说:“你亲身经历的事情不是很好写?房子摇得像海浪里的船,大家住在抗震棚里,还有房管所后面的大烟囱被震成了两截……”“不,不,”我连连摇头,“这些家门口的事有什么好写的?”

 “你一个小孩,不写家门口的事,不写亲眼看见的事,还要写什么?”母亲瞪圆了眼睛。

 “要写全国人民抗震救灾,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理直气壮地回答。

    “天呐,真是越上学越蠢,越上学越不会说人话!这样的东西我不会写,你去抄人民日报社论好了,还来问我做什么!”母亲来气了。

 我知道此时再多说,只会招更多的骂。于是真的找来人民日报,抄了几行去交差。而这文抄公的作文,竟然得了个“优”。

因为不知何时会再次地震,占领了操场的帐篷没有拆,自然体育课就上不成了。地震发生后,母亲也不允许我再去体校游泳队训练。我们原来的训练场地华侨补校游泳馆本来离家很近,偏偏因为重建临时改在新街口外的积水潭游泳场训练,仅是往返就要将近两个小时,母亲怕万一路上发生地震我不知如何应对,又无气力亲自接送,我的游泳训练也停了。本来为了消耗我多余的精力我一共有四个课外活动全部停摆,课内也是象征性的,仿佛一下子多出了自由时间,都被我用来和其他小孩玩丢沙包和逮木头人了。令大人们愁眉苦脸的地震,却使我体验到当一个全职顽童的美妙滋味,真心希望抗震救灾的日子再长些。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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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冰 夏冰

生于北洋,学于东洋,
居于南洋,趣在西洋。
曾经的国际媒体人,
永远的波希米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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